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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处置谢济世后几天，就提出科甲人结党的事情了。

他说，“师生同年之联络声气，徇私灭公，惑人听闻之邪说，其害于世道人心者更大”

“若科目出身者徇私结党，互相排陷，必至扰乱国政，肆行无忌”

。

雍正五年（1727）二月，雍正谕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科甲出身的人作弊，还不如非科举出身的，因为后者易于败露，而前者巧诈隐密，互相袒护，不易识破。

他表示要把官场中科甲人的“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

。

雍正七年（1729），谕科目晋身官员“乃科甲出身之人，不思秉公持正，以报国恩，相率而趋于植党营私之习，夤缘请托，朋比袒护，以至颠倒是非，排陷报复，无所不为”

。

又说，“科甲流品相夸尚，其风自唐宋以来就有之，至前明而流弊已极”

。

又说，“科甲之习一日不革，则天下之公理一日不著，尔等当豁然醒悟，庶可使历代相沿之弊习，廓然顿除也”

。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以为科甲人的朋比是唐宋以来的千年积习，不清理是不行了，明确了反对科甲朋比的态度。

为此，雍正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有计划地打击科目领袖，惩治李级，即为显例，而抑迫吏部尚书、云贵总督管云南巡抚事的杨名时又是一个典型事例。

雍正在给云贵总督鄂尔泰的朱谕中说，“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

“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

“仗伊向来夙望，必因其党庇恶习，抗违朕意，即如朱轼、张廷玉现任大学士，莫不因伊前辈，慑服尊重”

，若不惩治他，“恶习万不能革”

。

于是，他屡次降旨呵责杨名时。

雍正五年闰三月革去他的职务，只命他署理滇抚事务。

这时，杨名时奏请用盐务盈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雍正就此大加责难，说他即将离任，始有是请，是给自己在地方上留好名声；他的请求不用折本先请示，而径用题本，欲令众人皆知，以博赞誉；不把好事留给后任，也是沽名，所以他“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并不知有君，尚得面见颜自命为读书人乎?”

又说他既想加惠地方，就命他以己资修治洱海河道，他死后，“着伊子孙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

同年秋天，

新任巡抚朱纲参奏杨名时任内亏空钱粮仓谷，雍正说亏空应当同布政使常德寿有关，但杨名时不行弹劾，是乐于自负其责，就勒令他赔偿，而不与常德寿相干。

次年正月，雍正命杨名时进京，特谕地方官民，在杨名时行程中，不许以礼接待，不许为他鸣不平，不许造作谤语，揭帖。

由此可见，雍正是蓄意打击他。

雍正对一般科举晋身的官员，也搜寻他们的过失，予以惩治。

雍正五年（1727），任命浙江观风整俗使王国栋为湖南巡抚，要他到任不要犯“偏袒科目、姑息绅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