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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折制度（第1页）

奏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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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台省合一更具影响的政治举措是奏折制度的全面施行。

奏折是后发展起来的官文书，在此之前，地方官有事禀报皇帝，凡系地方公事，用题本，若系个人私事，则用奏本，前者盖官印，后者不用印。

两种文体都交由通政司进呈，在皇帝观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因此这两种文体的奏章，是公开的，不是只有皇帝拆阅的秘密奏疏。

这样的文体，有些事情官员不便奏闻，皇帝想知道的从中得不到，不利于下情上达。

这本是明朝制度，清朝沿袭以来，皇帝感到不便，据记载，在顺治年间产生了补救的文书——秘密奏折，但今天见不到实物，不能证实。

而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它已确实存在了。

今存苏州织造李煦在那年七月奏报苏州得雨、粮价和民情的折子，康熙见奏后，朱笔批示“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旸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

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

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

。

由此可知，不得让第三者知道的奏章，是秘密的，不是题本、奏本；这种文字，当时叫作“奏帖”

;它的要点，是在一个“密”

字。

康熙在江宁织造曹寅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七月二十九日的奏折上朱批：“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

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康熙于再立允仍后，听到有不同的舆论，苦于不知其详，因在李煦的奏折上写道：“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

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

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奏折人李煦、曹寅，都是康熙皇帝的家奴，而且是亲信。

康熙四十年（1701），江苏巡抚宋荦的奏折，由李煦代呈，这表明当时具有写、呈奏折权力的人，不在官阶，而在同皇帝的关系。

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谕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副都统、侍郎、学士、副都御史等，说他有听不到的话，常令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将军在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

。

因令这些官员也于请安折上，“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

。

并表示代为保密，原折朱批后发还。

这说明在康熙晚年能上奏折的官员增多了。

所以说，康熙朝密折已经产生，大多数的情况是官员利用请安折子，密陈地方官民动态，内容尚不甚广，能够书写奏折的官员也不太多，因而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

雍正统治时期，奏折人的范围明显地扩大了。

雍正元年（1723），雍正下令各省督抚密上奏折，于是封疆大吏都有了这个权力，只是在实行中有的犯了错误，遭到处分，停止其使用权。

后来雍正又给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全体官员书写密折的权力，只是在上交的渠道上与督抚有所不同。

督抚提镇藩臬学政均是地方大员，此外，一些微末之员，由于雍正的特许，也可径上密章，如湖南衡永郴道王柔、广西右江道乔于瀛、福建盐驿道伊拉齐、杭嘉湖道徐鼎、浙江粮道蔡仕舢、江安粮道葛森、陕西平庆道李元英、粮盐道杜滨、直隶通永道高矿、宁夏道鄂昌，云南驿盐道李卫、浙江杭州知府孙国玺、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湖广郧阳府同知廖坤、山东沂州营副将杨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