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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旗生（第1页）

关注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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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入关之初，八旗人口微少，他们为官做宦，当兵吃粮，又有旗地可以耕作，不存在生计问题。

但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在逐渐增长。

如到了雍正即位，这时人口增殖甚多，而官职缺额和兵额都有限量，旗地没有增加，除了上述职业以外，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自谋生活出路，因此出现了新添人口的生活问题，此外旗人因长期脱离生产，出现生活上追逐奢华的问题。

雍正二年（1724），雍正向八旗官员和民人说：

尔等家世武功，业在骑射，近多慕为文职，渐至武备废弛；而由文途进身者，又只侥幸成名，不能苦心向学，玩日慢慢时，迄无所就；平居积习，尤以奢侈相尚，居室用器，衣服饮馔，无不备极纷华，争夸靡丽，甚且沉湎梨园，遨游博肆，不念从前积累之维艰，不顾向后日用之难继，任意糜费，取快目前，彼此效尤，其害莫甚。

他清楚地认识到旗人逐渐丢掉尚武精神，向追求生活享乐方面发展。

对后一方面感受尤深，他知京中一部分旗人以酗酒、赌博、赴园馆、斗鸡、鹑、蟋蟀为事；更知盛京旗人以“演戏、饮酒为事”

，以致城中酒肆多的不得了。

他还知道，有的旗人的享乐，靠着变卖家产和钱粮来维持，他说他们“多有以口腹之故而鬻卖房产者，即如每饭必欲食酒，将一月所得钱粮，不过多食肉数次，即罄尽矣。

又将每季米石，不思存储备用，违背禁令，以贱价尽行粜卖”

。

雍正针对一些旗人糜费和不善治生的问题，采取种种措施维持旗人的生活，希望他的国家的根本——八旗军不致为生活问题而减威。

雍正告诫旗人“量入为出，谋百年之生计”

。

他严厉禁止旗人分外享乐，雍正元年（1723），不许旗人酗酒、斗鸡，重定公侯及八旗军民婚丧仪制，让旗人崇尚节俭是重要的原因。

到雍正十二年（1734），他就此事说“近闻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习，以夸多斗靡相尚者”

，因命八旗都统务必加强教育。

这些禁令，主要是进行教育，收效自不会太多，即如变卖禄米，仍是司空见惯之事。

雍正五年（1727），顺承郡王锡保奏报，贾富成私自偷买旗军甲米，又向旗人放高利贷，雍正命他加以追查，将所买甲米及高利贷本利银追出，赏给破获此案的官兵。

他感到一个一个追查不是杜绝旗丁出卖禄米的办法，于是在雍正六年（1728）令在京仓附近设立八旗米局二十四个，即满、蒙、汉军每旗一个，在通州仓附近按八旗左右两翼，设立米局两处，每局都派有专官，稽察禄米的买卖。

这是限制旗人的糜费，以便量入为出。

雍正为增加旗人的收入，实行优恤政策。

雍正元年（1723），发内帑银八十万两，分给各旗，作为官兵婚嫁丧葬的费用，于是规定护军校、骁骑校等婚事给银十两，丧葬给银二十两，马甲、步军等给银递减。

这是临时性的补助，对八旗生活帮助有限。

旗人增多了，而八旗兵额是固定的，所以出现很多余丁，没有职业，生活无着落。

雍正想扩大兵额，但又受政府财力的限制，就略为增加兵数，令从满、蒙、汉军中选取四千八百人为养育兵，每一旗满、蒙、汉军分配六百名，其中满洲四百六十名，蒙古六十名，汉军八十名。

每一个满洲、蒙古养育兵每月关饷银三两，汉军每月也应为三两，但实给二两，多余的饷银给额外增加的养育兵，这样汉军每旗又可增添四十人，这次总计添加养育兵五千一百二十人。

同年，雍正又特别增长汉军额数，把汉军二百六十五个佐领又二个半佐领，扩充为二百七十个佐领，兵额从一万七千五百二十八名，增至二万名。

适当增加八旗兵额，雍正坚持了这项政策。

雍正九年（1731），西安将军秦布奏称，他所管辖官兵定额八千名，然因户口繁盛，旗丁已近四万人，因请在余丁中挑选一千名当差，每月仅给饷银一两、米三斗，雍正批准了他的奏请。

就此，他考虑到驻防各地的八旗情况相类似，因命其他驻防地也扩大兵额，挑选余丁充任。

八旗庄田是公田，旗人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但是时间长了，旗人实际上成了所有者，因而能将所使用的旗地典当或出售，当然这是不合法的。

雍正七年（1729），雍正过问这类事情，他考虑典卖旗地之事相沿已久，不便依法惩治，又不能不处理而任其发展，因此命各旗查明典卖情况，动支内库银按原价赎回，留在旗内，限原业主一年之内取赎，过限不赎，准本旗及别旗人照原价购买。

雍正十二年（1734），命清查直隶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