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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起义（第1页）

镇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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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雍正大力推行保甲、宗法、礼法等制度，宣传纲常名教，但是没有也不可能室息人民的反抗思想，没有也不可能绝对控制人民的行动。

雍正年间，农民、工匠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斗争；雍正仇恨人民运动，一概予以残酷镇压。

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的起义虽然在当年就被镇压下去，然而余众却在大陆继续活动。

福建上杭人温上贵在台湾被朱一贵封为元帅，即返回家乡组织群众，朱一贵死后，他转移至江西万载，继续联系棚民，准备攻打县城。

此举在雍正元年被知县施昭庭侦破，就与前来镇压的清兵格斗，三百余人英勇就义，温上贵被俘遇害，雍正命给施昭庭议叙。

温上贵的同伴裘永锡等逃亡，清政府严行缉捕。

又在万载、瑞州一带添设同知、游击，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

温上贵的族弟温廷瑞继续进行反抗活动，任命沈子荣为大将军，温淘滨、温庭奉为军师。

他们夜聚晓散，操练武艺，打造兵器。

雍

正十一年（1733）九月，赵弘恩署理两江总督，重申对温案的通缉令，次年二月，被温廷瑞委任为千总的温坤生向清朝政府自首，温廷瑞等遂遭逮捕。

雍正得到报告，说“蔓草不除，逢时勃发”

，忧虑于温上贵党众活动的长久性，要求赵弘恩继续“严饬搜缉，务尽根芳，毋使一匪漏网”

。

湖南辰溪人谢禄正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着手组织反抗队伍，占据山谷。

雍正四年（1726），清军一千多人前来镇压，谢禄正等奋起抵抗，失败后，谢禄正逃亡。

雍正指责湖广提督赵坤等“因循疏忽，纵盗养奸”

。

不久谢禄正被捕，残遭凌迟，妻子为奴，同伴陈彬臣等被杀，张如茂等被充发到三姓地方为奴。

温上贵和谢禄正分别组织了一部分群众，准备武装起义，正在发展中，被清廷发觉，于是被镇压下去，但从他们与清军对阵情况看，已构成武装暴动性质。

江西兴国县佃农在康熙年间就组织会馆，反对地主撤佃转佃，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取得一定成效。

因而会馆保持下来，每到分租季节，就以收成只有七八成，不许地主按原额取租，地主若不应承，就率众捣毁他家房屋，收回已取的地租。

雍正初年仍是这种情况。

佃农林其昌反对田主、举人曾霖的退佃，曾霖告官，林其昌召集同伙，乘曾霖出门之机，在路途中将他痛打。

江西巡抚迈柱获悉后，进行镇压，拆毁会馆，解散农民组织。

江苏崇明县地主对佃农的剥削花样繁多，每年收夏、秋两季地租，还要轿钱、折饭、家人杂费等附加地租。

雍正八年（1730）五月，地主催收麦租，迫使佃户反抗，拒不交纳，商人罢市支持。

夏君钦等撰写传单，贴于街市，揭发大地主施大受与崇明镇总兵施廷专联合，送金帛美女，倚势勒逼佃户交租。

浙江总督兼管江苏盗案的李卫认为这是佃户图赖正租，聚众妄行，恶风断不可长，一定要捉拿为首之人，严行惩治。

雍正指示：“崇明边海要地，刁风尤当禁遏。”

支持李卫的举措，同时把施廷专调离崇明，免得他同不法豪绅相勾结，使事态扩大。

佃农和地主的对立，是构成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要素，兴国、崇明农民反对撤佃和抗租，反映了农民要求耕地和反对地租剥削的愿望。

约在雍正元年（1723）冬天，山西万泉县农民几千人，冲破关闭的城门，进入县城，焚烧衙署，抗议知县瞿某的横征暴敛，瞿某及其幕客、家奴跳墙逃跑，巡抚诺敏一面参劾瞿某，一面令平阳知府董绅擒拿群众首领。

董绅调绿营兵和民壮二百人去农村拘捕，愤怒的群众拿起弓刀，操起火器，把官兵几乎全部杀死。

董绅亲自前来，发誓不伤害群众，只要他们交出三个人来，给官府一个面子，就可以完结，对交出的人，董绅写了文书，保证不加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