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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豁贱籍（第1页）

开豁贱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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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1723）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

山陕乐户的祖先，是明朝永乐皇帝夺取天下时，坚决拥护建文皇帝的官员，永乐登基后，除加害这些政敌本人，还将他们的妻女罚入教坊司，充当官妓，世代相传，久习贱业。

他们想脱离卑贱处境，因身陷乐籍，政府不准，即地方上的绅衿恶霸以他们为**的对象，也不容他们跳出火坑。

年熙奏疏说他们是忠义之士的后代，沉沦至此，无由自新，请求雍正开豁他们的贱籍，准许他们改业从良。

年熙是年羹尧的长子，就是雍正赐予隆科多为子的“得住”

，这时他的生父在川陕总督任上，山西也是年羹尧势力所及之处。

年熙的建议很可能跟他生父商讨过，他又同雍正关系密切，也可能事先了解雍正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的条议上呈之后，雍正大加赞赏，于是命礼部议行。

王公大臣们秉从旨意，说“压良为贱，前朝弊政。

我国家化民成俗，以礼义廉耻为先，似此有伤风化之事，亟宜革除”

。

雍正就批准山陕乐户改业从良，同时命各省检查，若有类似贱民一律准许出贱为良。

于是其他省区的贱民也得开豁。

削除乐籍，是一项仁政，后来年羹尧出事，署理山西巡抚伊都立参劾他，说他将皇上乾纲独断的乐户出籍的事攘为己功，且向泽州乐户窦经荣索取谢银十万两。

雍正命年羹尧回奏，年羹尧辩白称改乐户为良，是“圣主首端风化”

，没敢掠夺为己功。

由此辩驳可以看出，乐户除籍之议发端于年羹尧，裁决于雍正。

在山陕乐户削籍的同时，雍正命除豁京中教坊司乐户。

清初定制，凡宫悬大乐，均由教坊司演奏，雍正命乐户从良，另选精通音乐的良人，充当教坊司乐工，从事演奏。

这使教坊司的乐人改变了属籍，成为良人的职业了。

雍正七年（1729），雍正又把教坊司改为和声署，由内务府管理，官员由内务府、太常寺、鸿胪寺官兼摄。

教坊司乐工改用良人后，由于人们的习惯观念，认为它名实不一，改名和声署，是良人充役的良人机构，名实相等，这一改，进一步巩固乐户除籍的成果。

雍正元年（1723）七月，两浙巡盐御史噶尔泰因乐户除籍的施行，上奏折请求除豁浙江绍兴府惰民丐籍。

据噶尔泰讲惰民的来源是宋代罪人的遗胤，已有数百年的历史。

惰民籍属丐户，不得列于士农工商四民的名籍，是为贱籍，不许改变。

他们的职业，是士农工商所不屑于干的，男子做小手艺和小买卖，塑造土牛，木偶，拗竹灯檠，编机扣，捕蛙、龟、卖饧、饼，或者当吹鼓手，演戏，抬轿子，女子保媒，当伴娘，充栉工，卖珠，做接生婆。

他们从事的是服务性的工作，在当时被人贱视。

政府不许惰民读书应举，不能做官，不得充当吏员、里长，不准与良人通婚，也不得与良人平等相处。

封建政府为侮辱他们，在居住地区、房屋式样、穿着打扮、行路乘车等方面，都做了规定。

所以，惰民同乐户一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没有人格，没有尊严，是被侮辱被损害的最受压迫的人群。

噶尔泰认为应给惰民一条自新之路，请求照山陕乐籍例开豁，雍正命礼部议奏。

礼部认为捕龟、卖饼、穿珠、做媒是贫民糊口职业，若除其籍，就是不许他们再干这些事，他们反倒无法为生了，不同意削籍。

雍正认为除籍“亦系好事”

，于是令惰民放弃原来职业，另寻新职，脱离丐籍，转为民户，按照良民纳税服役。

雍正五年（1727），雍正亲自提出安徽宁国俯“世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