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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东亚与由于增长而实现的进步（第1页）

第三节东亚与由于增长而实现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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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时，把我们的因果“理论”

与对案例真相的了解结合起来也是至关重要的。

市场和贸易对经济扩张的重要性，长期以来就是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内容。

甚至在亚当·

斯密（1776）对国民财富"原因"的经典分析中就已明确提到这个问题。

近来贸易增长理论的复兴凸显亚当·斯密本人亦特别强调的两个重要问题，也就是，（1）规模经济的重要性，（2）技术构成和人力对财富创造的影响。

重点的改变在解释“东亚奇迹”

以及它与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时非常重要，不再强调主要根据已知的比较优势（传统的“李嘉图学派”

强调的重点）获取交易利润。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规模经济的作用和重要性，这也极大改变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度流行——在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封闭式计划经济的思想基础之一。

采取经济独裁是基于对出口的消极主义，它使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经济计划者们寻求更内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在国内生产所有需要的产品为目标。

将“比较优势”

作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取决于不同的要素比例，天然条件等）的真实来源，这种集中且普遍的观点无法说服那些分析家们，他们倾向于怀疑贸易扩展的可能性和低估从贸易中获得的实际收益。

闭关自守通常并不是一种高呼拒绝贸易的政策，而是悲观地认为贸易机会十分有限的结果。

随着贸易理论的重点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转变为亚当·斯密的规模经济论，贸易扩张的局限被重新大量阐述，出口消极主义的理由遭到猛烈批判。

贸易限制条件不再被看作受要素比率和先天条件的不同所抑制，国家由于闭关自守而丧失的，还包括运用规模优势和来自专业化的成果进行劳动分工形成的效率优势。

印度经济规划中需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这既是基于现代发展理论的原因，也是由于一些经济体的实践经验——比如那些东亚经济体——成功运用了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模式。

对经济发展的最新研究，还尖锐地提出了劳动以及所谓的"人力资本"的作用。

学校教育、边干边学、技术进步，甚至还有规模经济等因素的经济作用——在不同方式上——都可视为人的力量才是经济发展之源这一核心思想的贡献。

根据经济学理论，强调重点的转变提供了填补巨大“空白”

的方法，这一空白在索洛（Solow，1956）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提到过，近来很多增长理论亦大量论述经济增长中直接的人力资本功能，它超越了通过物质资本的积聚创造出的贡献。

我们在学习“东亚奇迹”

和其他由于增长而实现的进步的经验时，不能忽视这些分析提供的大量深刻见解。

人力资本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更需要注意明智的公共行动和经济进步间的密切关系，因为公共政策对教育的推广和技能结构的改进有很大影响。

在这些成功地由于增长而实现进步的国家里，普遍的基础教育的作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在这些国家表现出色的现代工业中需要很多基本技能，培养这些技能必须实行初级教育，而中级教育更好。

有些研究强调边干边学和在职培训对生产率的作用，而不是强调正式教育的直接影响，就业前在学校所受的基础教育显然对接受这类培训和学习的能力大有帮助。

所有这些由于增长而实现进步的成功国家和地区，他们在经济取得重大发展时的基础教育发展已比现在的印度先进得多。

需要注意的重点，不在于印度的识字水平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的水平低得多，或者当时印度的基础教育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飞跃时低得多，而是印度目前的教育水平比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开始迅速扩展的时候落后得多。

真正有启发意义的是，把现在的印度与1960年的韩国或1980年的中国作比较，任凭时间的推移，印度目前的识字水平比这些国家和地区多年前开始市场经济变革时达到的水平还要低许多。

在亚洲的高绩效经济体的教育扩展中，政府在教育的推广上都起着主要作用。

公共政策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保证大部分年轻人具有与现代工业化生产相适当的必要的读、写、交流和反应的能力。

相反地，印度对扩大基础和中级教育表现出异常冷漠，无疑，"非常少"的政府行为——导致印度这方面规划的根本性失败。

当然，有相当多的印度人受过高等教育，他们肯定有机会运用知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已开始出现（例如，在班加罗尔及其周边地区发展起来的计算机软件业及相关行业）。

这些成就很重要，对印度的经济无疑也是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