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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第2页）

这个时候，作为新文化主要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也不甘落后，刊登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的基础，也让傅斯年萌发了破坏旧世界、旧秩序的想法。

然而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干人马激烈的主张和做法，遭到了北京大学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以及章太炎的及门弟子黄侃等当世名儒的强烈反对与回击。

比如，当胡适鼓吹用白话文写文章“既明了又痛快”

时，传统国学派的黄侃便反驳道：“胡适之口口声声说白话文好，我看未必，比如说胡适的老婆死了，要发电报通知胡博士回家奔丧，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

’十一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多。

既费钱又啰唆，多糟糕？”

此言一出，引得哄堂大笑，黄老夫子便以胜利者的姿态摇头晃脑得意起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等人一道，组织起校内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并计划以《新青年》为样板，推出一本面向在校大学生的杂志。

因为傅斯年认为这些人层次相对较低，却正处于最容易吸收新思想的年纪，一旦获取崭新且庞大的能量，未来之路即不可预想。

这个想法虽然好，实践起来却很困难，因为组织团体，尤其是办杂志，要有资金、房子和简单的设备，而他们作为学生，赤手空拳，不知如何做起。

幸好有胡适的帮助，最后新潮社得到了北大每月400块大洋的公款资助，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1918年10月13日，傅斯年以总编辑的身份召开了第一次预备会，他接纳了罗家伦的建议，以《新潮》作为刊物的名字。

因为罗家伦是英语专业，他指出“新潮”

一词取自于英文的“文艺复兴”

，可以寓意刊物的目标和主旨。

次年1月，《新潮》杂志一经问世，就受到新派人物，尤其是青年人的热烈欢迎。

第1卷第1期，再版三次，销售到一万三千多册，其后销售量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

《新潮》杂志如此成功，傅斯年功不可没。

因为他不仅是《新潮》杂志的总编辑，也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

据统计，1919年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和新诗，就有43篇之多，是他学生时代写作最多的一年。

这些文章有对世界黑暗面的抨击，有对哲学科学的提倡，也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谴责，任何一篇拿出来，都可称得上是经典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新潮社虽然是一个学生社团，但是从这里走出的许多人，比如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都成了中国现代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

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当代大儒们，眼见敌方阵营实力大增，就想方设法与之抗衡。

在黄侃亲自组织指挥下，学生张煊等人，很快弄出了一个称作《国故》的杂志，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与《新潮》对抗交锋。

但《国故》始终处于劣势，难敌《新潮》巨浪冲击。

后来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易克嶷、许德珩等，又成立了一个名为“国民杂志社”

的团体组织，创办《国民》杂志，摇摆于新旧两派之间。

可惜这一鱼龙混杂、绿林草莽气味浓厚的团体，内部很快分化，产生了所谓的旧派、新派与走中间路线的调和派等乱七八糟、令人眼花缭乱的派别。

一时间，北大校园内泥沙俱下，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交融。

在一串串耀眼火花的闪亮蹿动中，终于引爆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