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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庄的困境（第1页）

李庄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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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傅斯年即将卸任北大代理校长之际，史语所同仁已经连连拍发电报催他火速回返，以处理一连串棘手的事情。

由于李庄方面急切的呼唤与期盼，傅斯年不能留在北平再继续拖延下去了，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更何况史语所才是他立身处世的最大本钱。

于是，满头大汗的傅斯年卷起那张一直随身携带的狗皮褥子，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气喘吁吁地登上飞机舷梯匆匆向南飞去。

当傅斯年抵达李庄时，董作宾终于长吁了一口气，他直言不讳地告诉傅斯年说，史语所已经到了快散板儿的程度了，特别是同人的家属们看到同济大学陆续东迁，越来越沉寂难耐，焦躁不安，三天两头跑来询问复员归京的事。

有些年轻的学者整天议论纷纷，无所事事。

不知道是谁打听到的小道消息，传傅斯年可能要接替朱家骅出任教育部长，以后再也不管史语所了，众人闻听，如失擎天之柱，更加惶恐不安，大有树倒猢狲散之感。

若不赶紧想法加以安抚，一群男女老少闷在这个形同葫芦一样的山坳里，恐怕早晚要出乱子。

傅斯年听罢不由有些愧疚，自抗战胜利后，他连续在重庆、北平、昆明、南京之间来回奔波，表面上搞得红红火火，而且在媒体上出尽风头，所以不免有小道消息传播开来，结果竟搞得史语所同人信以为真，鸡犬不宁。

他思考片刻，找来一张白纸，在董作宾的书案上挥毫泼墨，上书“传言孟真要当官，斯年离所不做官”

几个大字，挂在牌坊头大门的一边，以明心志，也算是对史语所同人的无声解释。

当晚，傅斯年召开史语所同人会议，除了当面表达自己绝不会抛下众人到南京做官外，还明确表示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最迟到10月，也就是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一定要带大家重返首都，让大家得到应有的快乐与幸福。

一席话令茫然四顾的史语所同人愁云顿消，郁郁寡欢心境豁然开朗。

一个星期后，傅斯年接到朱家骅发来的电报，让他速到南京出席国府紧急会议，傅斯年犹豫良久，最后一咬牙离开了李庄。

傅斯年虽然离去，但是整个史语所明显地稳住了阵脚。

对于傅斯年的人格魅力与崇高威望，董作宾后来做过如此评说：“当年孔子在陈的时候，时常挂念着他的学生，并说‘归欤，归欤！

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孟真先生也许想起了这几句，要回所把同仁们‘裁’一下子。

那时新旧同仁，除了三两位老友之外，大部分是他一手培植的青年，受过他的训练和熏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

此言尽管不算直白露骨，但也清晰明了，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除李济、董作宾等几位元老外，凡是后来入所的青年学者几乎全部都是经傅斯年一手选拔提携的。

只要傅斯年认为来者与他心目中的“道”

相同，便设法笼络到麾下，加以“培植”

扶持。

如周一良、杨志玖、王利器、邓广铭、马学良、李孝定、张秉权等等，都是傅斯年亲手招到史语所并“培植”

成才的。

这一做法所产生的后果就是：傅斯年成为被培植者的教父，随时随地可操控、调配一切，并形成了类似曾国藩湘军一样“兵随将转”

的政治格局。

一旦这个格局形成，所有的兵士均听命于傅斯年一人指挥调遣，外人或外力很难对这个半政治半军事化的集团发号施令。

这也是为什么代理所长董作宾在李庄无力控制即将崩盘的局势，而连连发电催请傅斯年回所“整饬”

的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