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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清华园（第2页）

当然，吴南轩是不服气的，在“离平宣言”

中，他说：“教授治校，原有可取之处。

不过精义在于集中治学方面，养成纯粹研究学术的精神，不在领导学生，干涉校政，以成为推倒他人的工具，造成‘学生治校’、‘校长不治校’和‘教授不治学’的风气”

。

当此之时，除了吴南轩本人奋力呼号，另有一些善于搬弄权术者，包括时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公开叫嚣和赞成吴南轩的观点与做法，宣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

这一点在清华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看来，蒋梦麟这个主张“其实也无可厚非，如果校长能真正把校治起来，广大的教师是不愿多管闲事的。

但在动**的三十年代，至少在清华，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

。

梅贻琦回国前，由于罗家伦、吴南轩等政客校长的政治势力，以及企图夺取教育机构控制权的阴谋，使清华教授们感觉到，为维护教育的民主自由，以某种形式组合起来的校内民主、自由领导体制是十分必要，且迫在眉睫的。

这就促进了清华校内领导体制在“校务委员会议暂行维持校务”

期间的迅速发展和确立。

1930年至1931年间，这一体制迅速形成，它的组织构成分别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

理论上说，教授会对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其作用则是通过评议会具体表现和实施的。

梅贻琦奉命重返清华园，面临的正是一个校长仅处于维持地位，或曰完全没有校长的情形之下，教授们共同努力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形领导体制的局面。

摆在新科校长梅贻琦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祭出政府法令和最高领袖蒋介石钦定的《规程》，施行政府明令授予的“校长治校”

大权，依法强势组阁与处置校务；二是尊重清华传统和师生意愿，把“教授治校”

精神发扬光大。

最终，梅贻琦选择了后者，并予以协助把它巩固下去——尽管这个选择明显地削弱了他个人独断的权力。

对于这一抉择的心理活动，梅贻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外人不得而知。

但大体而言，与梅贻琦的性格、德智以及对世局的权衡分不开，或许就像陈岱孙的推理一样：“在出国任留学生监督之前，梅贻琦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来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

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询教师意见，这也和他谦虚平和的性格有关。

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一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不是。

在南京他也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

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们一起才能发挥他的作用。

在清华教师中，许多人是他过去的学生或后辈，他们对他是尊敬的，保留清华这一块‘净土’，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一个以教育学术民主自由为号召的校内管理体制，在抵抗和缓和外部政治派系势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许能起到作用。”

陈岱孙的分析不见得是梅贻琦所想的全部，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相信的。

梅贻琦对这一体制具体扶植的措施，是抛开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校长总揽人事大权的《规程》，重新按1926年梅贻琦本人被选为教务长时代，由清华教授会制定的《组织大纲》行事的，即：评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教授会担任制衡角色，校长为“王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