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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家愁（第3页）

5月31日，蒋介石派熊斌与日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划定冀东二十二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日军退回长城以北。

这一协议的签订，不仅使中国政府丧失了东北四省，日本巩固了长城以北占领区，也使得华北门户洞开，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进一步加剧。

当国人沉浸在抗战失败、家国危难的痛楚与慷慨激昂的追责、批评与缅怀中时，作为清华一校之长的梅贻琦，迎来了更大的困难，清华园的弦歌于民族危难中再度响起，学校的经费也陷入库空援绝的新一轮危机。

按照去年南京政府方面的说辞，庚款停付一年，至1933年3月恢复常态，由中基会继续按照过去的计划向清华拨款。

然而随着日军进攻热河与中国军民长城抗战，我国军需浩大，国库空虚，政府已无力应付，遂有继续停付一年庚款的打算。

这一计划，对清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消息传来，评议会成员与校内师生无不吃惊，梅贻琦更是焦虑不安，遂于3月10向南京教育部呈文予以催款。

然而呈文发出，迟迟未见动静。

这时热河全境早已陷落，长城抗战已经打响。

平津人心惶惶，各高校当局已有将重要图书仪器转移南迁，以免于战火的想法。

3月26日，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法律学讲师燕树棠二人受梅贻琦和评议会委托，为庚款与图书仪器迁移等事，径赴南京请示办法。

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段锡朋接待了他们，段的答复要点为：“部中对于北方大学苦无妥善办法，现在只可将重点书籍仪器装箱，必要时移北平附近地方暂避，永久迁移现在无此力量，只好听其自然。

庚款事，财部并未与教部接洽，但如果停，财部必另拨款。

不过清华所要支三百余万，恐太多耳。”

下午，冯、燕二人拜谒教育部长朱家骅，朱的答复与段基本相同。

不甘心的冯、燕二人转而向在京的李四光、彭浩徐、唐有壬、罗家伦等人打听，得到的回答都是庚款势在必停，因为政府实在没钱了。

因为此事关系着清华的兴衰存亡，梅贻琦闻讯后，立即起程赶赴南京，希望以校长的资格与各方接洽获得转机，可惜的是，所得结果与冯、燕二人大同小异，清华庚款与图书仪器迁移等事皆无人予以承诺，梅贻琦只能怏怏而返。

面对国破家难的危局，梅贻琦内心焦虑但外表却表现出异常的勇毅与沉着，他知道，作为北方学术重镇的国立大学校长，绝不能在如此危难时刻，对师生表现出半点的慌乱与泄气情绪。

4月29日，是清华成立二十二周年纪念日。

会上，梅贻琦向全校师生致辞并坦承面临的两层困难，他说：“一因外患加紧，时局如何变化很难说定；二因经济问题未解决，经费自二月以后分文尚未拨到。”

最后，梅贻琦以悲壮、肃然的语气勉励全校师生：“我们虽处艰窘危迫的局面，但不要畏难灰心，更不可使精神颓唐。

还是要特别努力去作，维持艰局。”

这场发自肺腑的演讲，令听者为之动容。

面对教育部与财政部等官僚政客的推诿敷衍，清华到了山穷水尽、无力维持的地步，梅贻琦经过思考权衡，决定改弦更张，直接请中基会董事会董事长蔡元培、干事长任鸿隽电陈国府行政院，说明事态严峻，促其设法解决。

对清华处境极表同情的蔡元培、任鸿隽联名致电南京行政院新任院长汪精卫，经过反复协调，令清华师生愁思百结的庚款问题，总算有了着落，梅贻琦悬着的心这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