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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警报（第1页）

跑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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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9年1月起，因大部分沿海国土、港口、码头沦陷，国民政府财政部海关收入的十之九被日本扣留。

在此艰难处境中，政府拨给教育界特别是后方高校的经费锐减，西南联大校方当局顿时感到压力剧增。

原本想依靠清华庚款接济一时，缓一口气，想不到大雪之后便是霜冻，国民政府决定清华庚款债款原为关税担保者一律停付，致使清华常年经费落空。

这一变故，1932年3月至1933年2月曾经有过先例，搞得刚刚执掌清华校柄、正准备大干一番的梅贻琦极为背动，经多方周旋交涉，财部拨垫款项，才使得事业勉强继续。

而如今，当年的一幕再度重演，但国际国内环境已大为不同，国内的情形已到了国破家亡的最后关头，国际对中国的支持与同情尚未显出端倪。

面对日军越来越强横、残酷直至赶尽杀绝的侵略行动，梅贻琦在告清华校友书中严正宣示：“此次政府之出此，其困难必更甚于前。

但学校的各项事业，同人夜以继日的努力，都是国家抗战后方重要工作的一部分，而在建国因素中，尤不可废弃，所以我深信，政府当局，肯定会有维持的办法。”

与此同时，梅贻琦勉励联大师生正视严酷现实，处变不惊，体谅政府困难的同时要设法自强自立，与军民携手共渡难关，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果然如他预料的一样，没过多久，行政院准令财政部与中基会等对清华拨垫款项，以维持清华研究院与关乎国家科技战略的五个特种研究所事业不致中断。

当临时大学由长沙撤往昆明后，梅贻琦与清华教授会相商，除把学校原设的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无线电研究所等三所次第迁滇外，又因地方与时势需要，于1938年在昆明添设国情普查及金属学二所。

前后设立的五个研究所共同组成了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

，由叶企孙任主席，各研究所均有一流人才担任所长，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航空研究所，继在南昌建成远东最大风洞后，随着战争爆发再度前往昆明建设新的风洞，并完成了滑翔机、直升飞机的设计和模型制造，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而最早设立于汉口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其研究事业在全国各高校以及研究机构中可谓是处于开先河的地位。

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巨头中原大战前，清华物理系教授萨本栋便在物理系装置收音机，后被阎锡山部侦知，以为与南京互通消息，派人前往清华园搜查并没收。

由此一事件，可见清华对无线电通讯领域研究的领先地位，以及军阀对其重视程度。

当清华搬迁到昆明的五个研究所组成的“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

，与西南联大本部师生于经费奇缺、生活艰危之际，茅屋草舍中弦歌不辍、奋发向学之时，凶悍的日军轰炸机已飞抵昆明上空。

1938年9月28日，日军以堵截、破坏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为战略目标的昆明大轰炸开始了。

无情的炸弹冰雹一样从天空泻下，无辜的百姓们甚至还没来得及嗷叫一声便被炸的血肉横飞，人头在空中如飘舞的风筝，四处翻腾，当空乱滚。

当场炸死190人，重伤173人，轻伤60余人。

可谓“死者尸横遍野，幸存者呼天嚎地，惨叫之声不息……”

初试刀锋，日军眼见昆明城防机构几乎无丝毫反击之力，于是放开胆子继续更大规模地实施狂轰滥炸。

许多人目睹了这样的景象：只见飞机在空中从容的变换着队形，一架接着一架俯冲投弹，整个城市浓烟四起，烈焰升腾，而后才是炸弹的呼啸和爆炸声，有时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枚枚炸弹如何从银白色的飞机肚子里钻出来，带着“嗖嗖”

的恐怖之声向城市飞去。

由于敌机不断轰炸，“跑警报”

渐渐成为昆明城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跑警报期间不管是停还是留，手中都不能携带或高举带柄的可疑物品，这种物品会被认为是给敌机发引导信号，必被宪警擒获侦讯问罪。

频繁的警报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联大只好做出决定，白天因跑警报耽误的时间，晚上要补回来，以使课业照常进展。

一时间，联大校内出现了吴宓烛下讲中国比较文学，刘文典月下讲《月赋》《海赋》，陈铨等少壮派教师夏夜讲《红楼》等等浪漫逸事。

只是这浪漫故事皆为文科教授所创造，学生们有听故事兼看热闹的成分，兴致较高。

其他几个学院的师生补起课来，自然没有如此浪漫，且经常被折腾得疲惫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