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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校叙永（第2页）

经过千辛万苦的奔波与反复勘察、斟酌、协商，最后得以拍板定案。

校址既定，西南联大常委会聘请杨振声为分校主任，先迁移一年级和选修班学生到该校上课，待将来形势变化再做是否全部搬迁的抉择。

这个打算，按梅贻琦的解释是：选择办学的地方，并不是专以安全为原则，“单纯为安全可到西藏或喜马拉雅山。

但是过分闭塞的地方，不是学校所在的目的地。

到云南，是因为有滇越与滇缅两条路可以通到国外，图书仪器容易运进来。

不幸的是太平洋战起，越南与缅甸相继沦陷，这时被圈在里面，无法通出去，且安全又成问题，所以一部分又到叙永。

政府曾经提醒我们注意，万一敌人攻云南时，得求一安全之地。

可是我们仍不愿离开昆明，宁愿冒险，去叙永是作万一的准备”

。

因战时交通不便，这一年招收近700名新生，入校注册时间推迟到1941年1月2日，新生与先修班学员共同上课。

自此，中国西南边陲叙永小城的庙宇祠堂，又诞生了一个个特殊课堂。

叙永分校既已安置妥当，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方，一面继续组织二年级以上本科生与研究生等上课，一面酝酿继续迁校事宜。

当时日本军队对昆明轰炸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疯狂阶段，许多着弹点针对政府机关、厂企、学校甚至民房，人员伤亡与房屋财产毁坏更加严重。

为了躲避敌机轰炸，全城民众与各机关职员、学校师生三天两头在“昂、昂”

的警报声中奔跑，到警报解除时都是疲惫不堪。

8月14日，当西南联大校舍再度被炸的凶讯传出后，远在四川的梅贻琦得到消息，既惊又恐，立即发电向蒋梦麟、查良钊等询问，得知此次轰炸是日军对西南联合大学最惨烈的一次轰炸。

据当时在校学生何兆武回忆说，轰炸过后，他看到蒋梦麟校长坐在图书馆前的地上，一副凄凉无奈的样子。

众生见校舍毁坏如此惨重，在悲愤中流下了热泪。

校舍被炸，近半数联大学生已无枝可栖，只得随着大批流民自寻住处，新一轮困难继之发生。

听闻消息，梅贻琦提前结束川渝考察，于8月23日晨由重庆珊瑚坝机场乘机返回昆明，刚出机场即闻有空袭预警，于是匆忙搭朋友沈天梦的汽车进城，赶到西仓坡清华办事处察看，只见四周落弹很多，自己所居住的房屋已全部倾圮，私人什物多有损毁，幸亏家人当时未在房舍，得以保全性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慨叹之余，梅贻琦与庶务科主任毕正宣共赴新校南北区察看被炸各处情形，昔日熟悉的联大校舍已满目疮痍，惨不忍睹，梅贻琦在废墟中徘徊忧思，痛楚不已。

为了能让学校如期开学，梅贻琦于艰危中孤木独撑，他向教育部致电，报告联大校舍被炸惨状与损失情况，请求拨款修理费90万元，以资尽快恢复校舍……

当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梅贻琦回归西仓坡寓所，顿感身心俱疲，坐于廊上喘息，望着天上的明月，心中不免凄然。

所幸的是，在梅贻琦的亲自督导下，清华办事处及联大新校舍得以及时修葺，特别是新校区的教室、实验室与宿舍，经过一个多月的赶工清理与修缮，以神奇的速度在新学年到来之时交付使用，并照常开学上课，弦歌再度于秋雨秋风与炮火硝烟笼罩下的茅屋陋室响起，铮铮然若不屈之声。

就在这一时期，中外抗战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以美籍空军上校陈纳德为队长的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在昆明成立，即将展开对日空战。

日机轰炸昆明的疯狂与残忍即将受到扼制，中国已现翻盘的迹象，抗战胜利的曙光通过一条缝隙映照西南天地。

考虑到四川叙永分校过于闭塞、简陋，与外界联系极其困难，加之仓促建校，设施与图书资料等极度空乏，师生对此皆不满意，且思归心切。

梅贻琦根据夏间前往考察并与师生交谈的情况，与常委会诸委员多次讨论，最终决定等叙永分校一年级生考试完毕，再全部迁回昆明，租借昆华中学校舍上课。

至此，叙永分校结束，尽管只存在了半年多时间，却长久地留在了联大师生们的记忆里。

叙永分校师生的回归，是联大在组建初期的文法学院于蒙自转赴昆明之后，整体实力的第二次汇合与勃兴。

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已有文、法、理、工、师范等五院二十六学系，学生人数超过3000人，加上先修班与研究院、各研究所的师生，人数更加庞大，一跃成为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