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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中的西南联大（第3页）

鉴于联大沉重的危机感，一个星期之后，梅贻琦约请叶企孙、陈岱孙、吴有训、马约翰等清华元老及高层便饭，商谈“关于联大与三校关系将来可能之演变问题”

，作未雨绸缪的打算。

可还没等商议出万全之计，又一打击从天而降。

4月中旬，清华秘书长潘光旦自重庆归来会见梅贻琦，带来了蒋梦麟向教育部提请经费分配的方案，梅贻琦看了这份方案后，非常沮丧，甚至不知所措。

因为蒋梦麟向教育部提议由清华拨款80万补助西南联大，并请求北大预算独立划拨。

蒋梦麟此举盖属事出无奈，而清华方面动用基金却颇感棘手。

因为上一年，也就是1940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就曾提议：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清华大学各借美金一百万，“以挽救全国教育危机”

，却遭到清华教授会的“绝对坚决反对”

。

此次北大“旧事重提”

，清华方面的压力和反弹可想而知。

思考数日，梅贻琦再次召集清华校务会议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应遵循两个原则——

一，倘若北大同仁愿意另起炉灶，则可三校预算分开，清华对于联大负其全责；

二，倘若只令清华向联大拨出应摊的八十万，则联大多出的八十万为补助各校研究费者，清华应分得其比例应得之数。

教育部很快就提出了折中方案：拟由清华借款五十万补助联大用作研究费，三校按比例分配支用。

梅贻琦倾向于接受这个方案，于是经过他的不懈努力，终于做通清华教授会方面的工作，不过很多人却对蒋梦麟的做法感到愤慨。

为了平息众人的怨言，蒋梦麟自重庆返回昆明后，与梅贻琦曾作一夕长谈，彼此沟通，求得相互体谅。

至此，笼罩在西南联大上空的乌云才渐渐散去，三校合作的联大体制开始步入稳定时期。

可以说，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与梅贻琦的高尚人格和处世风度是分不开的。

清华校友傅任敢曾有过这样一段精彩论述：“抗战起后，国内成立过好几所联合大学，可是除了西南联大一直联到胜利以后方才各自复校以外，其余全都中道夭折了。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倘若西南联大也如其他联大，因为意见不合，联不到底，那是中国教育界以至全中国国民多么重大的一件耻辱。

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

倘若在那国难临头的时候，连智识最高的高等教育界都仍没有例外地联不拢来，一盘散沙之说岂不全盘证实，百口莫辩了吗？而其所予全体国民与下代青年的暗示又将是何等的恶劣与深远？我们又可以再想一下，为什么其他的联大通通联不下去，惟有西南联大能够联到底呢？这就与梅校长的大很有关系了。”

西南联大在梅贻琦管理下，井井有条，终于创造出联大“筚路蓝缕·弦歌不辍”

的局面。

然而，世事纷纭，战争形势变化无常。

1941年底，日本联合舰队悍然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严重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战争，而中国作为主战场之一更是遭受到了极大的苦难，在这种水深火热的情况下，梅贻琦领导着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苦苦煎熬着，保持着文人的铮铮铁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