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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建校（第2页）

“木字边一个亥时的亥字。”

老先生肯定地道：“那就对了，袁子才，名叫袁枚，枚亦是木字旁，更证明是弟兄们了。”

对方驳斥道：“老先生，核子是一种很巨大的力量。”

老先生瞪大眼睛自信地道：“是啊！

袁子才作过一本书叫《子不语》，不就是讲怪力乱神的吗？”

据说此故事是梅贻琦参加某宴会所亲见并对清华校友们讲的，其中或许有幽默的成分，但从另一个侧面，也透出梅贻琦内心的孤独与悲凉。

鉴于诸方面客观因素限制，在“清华”

第一届研究生上课之后，专任校务者只有三人，即校长梅贻琦；秘书兼教务、总务、训育等事宜的赵赓飏，以及助教沈君山，后来又增加一位管理仪器的采购主任卞学钤。

教学方面，没有一位专任教授，梅贻琦商请台大校长钱思亮，代约物理化学系教授戴运轨、潘贯、李博为等三位兼任“清华”

研究所教授兼研究员，以加倍钟点费计酬，并补助两系设备费各美金一万元。

数学则聘台师大教授李新民博士兼任。

当时台湾仍处在战争的阴影与风雨飘摇之中，人心不定，“复校”

与招聘学界有名望的教授困难重重，其情形如赵赓飏[yáng]所言：“以在美的少数清华教授言，习理工而有资望者，自1949年游离无定所，逐渐得专任地位，而生活甫经安定，且多惊愕于美国学界的设备与研究成绩，对台湾设校似无大信心。

而国内教授待遇与设备落后甚多，某在美任教的我国教授曾感叹道‘将教授薪金至少须与空中小姐相侔’，可见一斑。

梅公细数凡在理化电机研究方面有成就者，皆已生活安定，亦有渐谋迎聚大陆逃出之亲眷者。”

在此种情形下，因“清华”

原子科学研究所所长问题未决，致使“清华”

与台大方面的联系对接不畅，合作颇有不洽，加之“清华”

没有一位专职教授，研究生对授课情形不满，直至发生全体研究生拒绝第二期注册的“学潮”

。

幸赖各方斡旋与梅贻琦以民族大义等苦心劝勉，取得诸生谅解，课业才归于正常。

自此风波之后，梅贻琦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聘请一流教授为诸生授课。

然而，要请到高水准的教授专家又谈何容易？

梅贻琦的求贤之路可以说荆棘丛生，令人伤感。

因为人是重于物的，这个“物”

不只是薪水的高低多寡，更在于社会环境、人文状况，以及校内可供学者研究的图书、仪器设备等储量。

当时梅贻琦在新竹复校中的“清华”

可谓一无所有，或者说只有一片荒山野岭，这就令以事业为职志的学者不能不再三斟酌。

更重要的是，韩战之后，台海局势复又紧张起来，作为战争的亲历者与历史大动**中的过来人，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依靠平生所学，在美国、加拿大得到了相对固定职位，此时正是潜心学术实现抱负之时，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事业长远考虑，都不太愿意到一个笼罩在炮火之下的孤岛另谋“高就”

。

海峡对岸“解放台湾”

的喊声响彻云天，一旦台岛解放，又将如何自处？——这一切，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而，赵赓飏不无感慨地说，以梅校长之资望，平生接触海内外硕儒之广泛，清华联大有成就师生之众多，两年间直接访求与间接介绍者不下20位，竟未聘得专任教授一人，实在令人至堪扼腕。

唯一值得欣慰的是，经过梅贻琦的不懈努力，最终还是成功聘请了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3位世界知名大师来台短期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