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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誉满世界（第2页）

而对于这本书，梁思成在前往美国之前就已经拜读过了。

对于书中的观点极为赞同，从而对这位城市规划大师也极为敬重。

与沙里宁实际交谈后，梁思成受益匪浅，他在日记中写道：“谈建筑教学原则，沙里宁先生主张问题要实际，不应用假设问题。

所以中国学生若来，需自己把中国问题带来，他可帮助解决。”

梁思成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着现代建筑学最新的知识和理念，一边废寝忘食地工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古建筑的艺术魅力。

1947年2月，梁思成受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托出任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参与大厦的设计工作。

对此，当时一同参与工程的美国建筑师乔治?杜德利后来曾撰文回忆说：“梁思成的加入对联合国设计委员会是一件大好事，尽管我们当中很少人知道他的成就，但是他给我们的会议带来比任何人更多的历史感，远远超越勒?柯布西耶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

思成建议联合国秘书处大厦，一如历代重要的中国建筑那样坐北朝向，长长的前厅入口朝向温暖的南面。

可是他事先没有想到，大厦选址在东河之滨，那四十层大厦最好坐落在地基的四十二街那一头，这样多数公务人员可以直接进来，若按思成的设计，就意味着北面整个地区都要长年茏罩在阴影之中，于是他悄悄地又是大方地撤回了他的意见，并且不吝啬于对尼迈耶那从北到南高层平板的建筑方案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最后得到了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的一致批准。”

除了以上这些活动之外，梁思成还应邀参加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周年的纪念活动，担任其中“远东文化与社会”

研讨会的主席。

来自全世界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到会，其中就包括了他的好朋友费正清夫妇。

对此，费慰梅女士曾在文章中回忆梁思成参加这项活动时的情景：

1947年4月初，普林斯顿大学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为期一年的纪念活动，其中一项是“远东文化与社会”

研讨会，邀请梁思成担任主席。

他在会中做了“唐宋雕塑”

及“建筑发现”

两个学术演讲，得到极高的评价。

这次学术活动使他在这个学科获得很高的荣誉。

与会者并非一般听众，而是六十多位研究远东文化的专家学者，包括美国在这一领域中的领先人物，还有一些欧亚的知名学者。

如莱顿大学的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博物馆馆长塞伦和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中国方面则有陈梦家、冯友兰、陈达、屈栋子等著名学者参加。

会议日程涉及从各层面研究中国，但对于会议的主办者、普林斯顿大学中国艺术专家劳利教授来说，梁思成才是精英中的精英。

劳利曾在30年代中期访问过北京，对梁思成修复中国建筑遗存和他广泛的中国艺术兴趣，留下深刻的印象。

劳利的亲密合作者、研究中国和日本建筑的美国专家索佩尔教授，多年来通过营造学社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中文本，包括在李庄印行的最后两期，一直密切注意思成的成果。

他们两位对思成的开拓精神，以及后来在战时的磨难、匮乏中的执着追求都十分钦佩，乐意把他介绍给参加这次盛会的同行，其中许多人了解他的研究成果，有的甚至还在八年抗战之前，在北京见过他，与会期间，他举办了一次图片和照片展，接着以从未有人报道过的四川大足石刻为主题，做了一场演讲。

其他人的讲演会，他也出席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