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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梁陈方案（第2页）

为基础，建设新中心。

陈占祥却认为不能把新城建得那么远，老城区和新城区隔离开来，应该有一个衔接，他建议把新市区移到复兴门外月坛以西、公主坟一带，使之成为老城西长安街的延伸和连接新旧两城的纽带。

同时把钓鱼台、玉渊潭等建成新的公园和绿地，相当于老城内的三海之于故宫那样；再把南面的莲花池也组织进新的规划中来，这样，新行政中心就可以东连旧城，西接新市区的生活、商业、服务区，背靠海淀、香山等教育风景区，南向莲花池和丰台铁路交通总汇，形成北京的第二条中轴线。

梁思成在反复思索后，最终接受了陈占祥的建议。

据陈占祥的女儿陈愉庆回忆，打造“梁陈方案”

的那段日子，是她儿时记忆中浓重的一笔，她说：“那段时间我们家经常灯火通明，父亲和梁先生几乎整天在一起，年幼的我则兴奋地围着家中一张明式花梨木大餐桌团团转，目睹他们把一件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模型排在大桌子上，热烈讨论每种设计的利弊得失，多少次争得面红耳赤，转瞬又笑逐颜开，云淡风轻。

有时半夜醒来，仍可看到客厅里灯火通明，不知父亲躬身在绘图板上赶制什么鸟瞰图、立面处理示意图之类。

母亲默默陪坐在一旁织毛线，不时起身为父亲的茶杯里添着开水，递去一小碟他喜欢的核桃姜汁饼干。”

1950年2月，长达二万五千字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完稿，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诞生了。

“梁陈方案”

首先指出行政中心位置的确定，已是北京都市计划中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并建议拓展城外西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须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

接着，“梁陈方案”

以大量篇幅，陈述了苏联专家主张在内城建立新行政中心的的弊端。

针对苏联专家提出要在长安街沿线建设中央政府办公大楼的设想，“梁陈方案”

指出，这是“欧洲十九世纪的大建筑物长线的沿街建造，迫临交通干道所产生的大错误。”

“以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外周，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地在这一带流动，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车的不便也会很严重。

这就会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

这样模仿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形体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

并且各办公楼本身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静，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方案完成后，梁思成和陈占祥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喜悦，但是陈占祥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时，却感慨道：“我们用十几张图纸和两万多字的建议书完成了一份使命，后来才知道，这是要用一生去承担的责任。”

“梁陈方案”

诞生后，梁思成自费印发一百多份，送呈到中央人民政府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及首长处。

他还亲自执笔，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能当面向总理陈述“梁陈方案”

的构想，并敦促尽早决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的位置，他在信中写道：

恩来先生总理：

在您由苏联回国后不久的时候，我曾经由北京市人民政府转上我和陈占祥两人对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书一件，不知您在百忙之中能否抽出一点时间，赐予阅读一下？

在那建议书中，我们请求政府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位置。

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决定是北京整个都市计划的先决条件；它不先决定，一切计划无由进行。

而同时在北京许多机关和企业都在急着择地建造房屋，因而产生两种现象：一种是因都市计划未定，将建筑计划进行延置，以等待适当地址再决定。

另一种是急不能待的建造，就不顾都市计划而各行其是；这一种在将来整个的北京市中，可能位置在极不适当的位置上，因而不利于本身的业务，同时妨碍全市的分配与发展，陷全市于凌乱。

尚未经政务院批准而已先行办公的都市计划委员会现在已受到不少次的催促和责难，例如人民日报社，新华印刷厂和许多面粉厂，砖窑等，都感到地址无法决定之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