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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痛失所爱（第2页）

而所谓的“大屋顶”

其实是指中国宫殿建筑中那高高隆起的屋顶而已，不过，与其他体系建筑物不同的是，“屋顶”

在中国建筑中素来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被视为“中国建筑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

20世纪初，一些外国建筑师曾应一些西方和中国企业的要求设计和建造了许多四到五层高的钢筋混凝土房子。

这些建筑物顶上通常都有凹型弯曲的寺庙式大屋顶和外伸的屋檐，以表明它们的中国特色。

其实梁思成对这种房子一直是不满意的，他认为在设计建造方面都存在明显缺陷，既曲解了中国建筑的精髓，又忽视了而现代建筑的强项，而且费用极大，不适合中国一般经济情况。

他甚至批评说：“大屋顶”

建筑不伦不类犹如一个穿西装的洋人，头戴红缨帽，胸前挂一块缙子，脚上穿一双朝靴，自己以为是一个中国人！

梁思成对“大屋顶”

建筑态度的转变，始于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到北京后。

当时苏联所提倡的建筑理论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

。

他们希望中国的新建筑表现出中国的民族风格。

作为老大哥，他们的理论影响当时一批建筑家，并且因为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外敌欺侮，建国后又有“抗美援朝”

的硝烟，建筑师们出于爱国热忱，很容易就接受了“民族形式”

的理论。

而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极端信任的梁思成，也不得不“紧跟形势”

，积极改造自己的建筑思想，放弃原先现代主义建筑的“旧”

思想，积极回归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新”

理论中。

可悲的是，此时的梁思成并没有意识到，当苏联建筑专家团将学术理论引进到政治领域时，原本属于学术领域的正常讨论也将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

政治思想单纯的梁思成接纳了苏联建筑专家团所提出的观点，在1953年中国建筑学会成立大会上，他将纯粹属于建筑领域的学术理论上升到了“党性”

和“阶级性”

的高度上来。

他说：建筑既然是艺术，那它就必然是有阶级性，有党性的……在中国，这阶级斗争还是同民族解放斗争密切地结合着的。

毛主席给我们指出：‘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

’在今天的中国，在建筑工作的领域中，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建筑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建筑思想还在进行着斗争，而这斗争是和我们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的。

为了消除文化侵略的不良影响，梁思成还进一步提出了建筑语言学和建筑可译论，认为“每一个民族的建筑同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学同样地有一套全民族共同沿用共同遵守的形式与规则，在语言文字方面，每个民族创造了自己民族的词汇和文法，在建筑方面，他们创造了一整套对于每种材料、构件加工和交接的方法或法式，从而产生了他们特有的建筑形式。

如同用同一文法，把词汇组织起来，可以写出极不相同的文章一样，在建筑上，每个民族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法式，可以灵活地运用建筑的材料、构件，为了不同的需要，构成极不相同的体形，创造出极不相同的类型，解决极不相同的问题，表达极不相同的情感。

结论是：凡是别的民族可以用他们的民族形式建造的，另一个民族没有不能用他们自己的形式建造的。”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元素无疑就是“大屋顶”

了，为此，梁思成反思了自己过去对宫殿式建筑的指责，认为“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

应该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中国确实应该发展有民族风格的建筑，不应该一味模仿欧美，甚至也不该模仿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