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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的大拇指案1（第1页）

工程师的大拇指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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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朋友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关系密切，这些年间，他承办的所有案件中，只有两桩是经由我的介绍引起他的注意的——一桩是哈瑟利先生的拇指案，另一桩是沃伯顿上校的精神失常案[2]。

而对一位目光敏锐且独具匠心的观察者而言，后一桩案件或许能够提供更加广阔的用武之地。

不过，前一桩从一开始就显得古怪离奇，其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因此，尽管它提供的空间较小，不能使我朋友一展其成果卓著的演绎推理方法，但它可能还是更加值得加以叙述。

我相信，本故事已经不止一次见诸报章了，但是，如同类似的报道一样，如果只是把整个案件用半个栏目的文字加以报道，而不是把案情事实缓慢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丝剥茧，拨开迷雾，看到案情的每一步进展，最后廓清案件真相，那么不会显得怎么惊心动魄。

当时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尽管时间过去了两年，但强烈的印象并没有因此而减弱。

我下面要简要叙述的事情发生在1889年夏天，也就是我结婚后不久。

我当时已经重操行医治病的职业了，最后搬出了贝克大街，剩下福尔摩斯一个人住在那公寓里。

不过，我还会不断去看他，甚至说服了他放弃自己那种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习性，竟然偶尔跑到我家去看我。

我诊所的业务量稳步上升，加上我的居住地刚好在帕丁顿车站附近，找我就诊的病人中有几个是车站的职员。

其中有一位长期沉疴在身，痛苦不已，我帮助他把病给治好了，于是，他便不知疲倦地到处宣传我的医术如何高明，想方设法把每一个能够说得动的病人都拉到我这儿来就诊。

一天早晨，就快要到七点钟了，女仆的敲门声把我给惊醒了，说从帕丁顿车站来了两个人，正在诊疗室里候着。

我匆忙穿上衣服，因为我凭经验知道，铁路上来的病人极少会是小毛病的，然后跑着下楼。

就在我下楼的当口儿，我的那位老盟友，也就是那位车站守卫，从诊疗室里走了出来，并随手关紧了房门。

“我可把他带过来了，”

他低声说，竖起拇指指了指身后，“他不会再节外生枝了。”

“是怎么回事啊？”

我问了一声，因为看他那副神态，好像我的诊疗室里关着一个什么怪物。

“是个新病号，”

他低声说，“我寻思着，还是亲自把他带过来的好，这样他就别想再溜走啦。

他这不来了吗，稳稳当当，妥妥帖帖，我得走啦，医生，跟您一样，还有一大摊子事情要处理呢。”

说完之后，我的这位信得过的盟友便转身离开了，我连说一声感谢的话都还没有来得及。

我走进了诊室，发现有位先生坐在桌子边。

他身穿一套朴素的紫色花呢衣服，一顶软帽放在我的书上，一只手上裹着一块手帕，上面沾满了血迹。

他很年轻，可以说不会超过二十五岁，相貌显得英武阳刚，但脸色苍白，看样子情绪很激动，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控制住。

“对不起啊，这么一大早就把您给吵醒了，医生，”

他说，“但是，我夜间遇到了一桩非常严重的意外，是乘坐早车来的，到了帕丁顿车站后，打听了一下哪儿可以找到医生，一位好心人热情地把我送到这儿来了。

但我看到，他把名片放在那张墙边桌上了。”

我拿起名片看了看。

“维克托·哈瑟利先生，液压工程师，维多利亚大街十六号甲（四楼）。”

这就是早晨上门来的病人的姓名、身份和地址。

“很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我一边说着，一边在我的扶手椅上坐下来，“我听说，您是夜间赶路，刚才到的，夜间的行程本来就是枯燥乏味的啊。”

“噢，我这个夜晚可不能说是单调乏味啊。”

他说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声音洪亮，身体后仰着靠在椅子上，左右摇晃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