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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归来 空屋擒凶1（第1页）

福尔摩斯归来空屋擒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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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春天，罗纳德·阿德尔阁下[2]遇害了，案件非同寻常，简直莫名其妙。

这事引起了整个伦敦社会的关注，而上流社会更是惊愕不已。

警方公布了对案件调查的结果，所以公众对已经公开的细节全都知道了。

但是，当时有大量情节没有公布出来，由于起诉的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事实。

时至今日，案件过去差不多有十年了，我这才被允许披露那些隐去的情节，以便公众了解整个案情的始末。

案件本身很值得关注，但是，对我而言，比起后续发生的那件难以想象的事情来，它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我生平也算有过丰富的冒险经历[3]，但没有哪一次令我如此震惊和诧异。

即便到了现在，经历了漫长时日之后，每当我想起它来，还会激动不已，心里会再一次充满欣喜、惊诧和迟疑。

关于一位非凡人物的思想和行动，我曾时不时地向外披露过一鳞半爪，公众已经表露出了兴趣。

但我要向他们声明，如果说我没有把自己掌握的情况全部透露给他们，请不要责备我，因为如果不是那位非凡人物本人明令禁止我这样做，我是会把这件事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来完成的。

不过，直到上个月3日，他才解除了禁令。

可以想得到，由于我和夏洛克·福尔摩斯关系密切，情谊深厚，所以，我对刑事案件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即便在他离开人世之后，对于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各种形形色色的疑案，我仍然会仔细认真地加以研究，从不放弃。

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我甚至不止一次试图用他的方法破解那些案件，不过收效甚微。

然而，所有案件中，最激发我兴趣的，还是罗纳德·阿德尔的悲惨遇害案。

我在翻阅审讯证词并力图寻找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的证据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离世给社会公众带来了巨大损失。

我相信，换作他一定会对这桩不可思议的案件中的一些情况感兴趣，而且，如果本案有他那样一位欧洲一流的刑事侦探参与，凭着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机敏警觉的头脑，很可能会给警方助上一臂之力，甚至更有可能令警方自惭形秽。

我整天驱车四处巡诊，心里面却一直在琢磨着案件的事，但就是找不到令自己满意的解释。

虽说有陈腔滥调之嫌，但我还是要把本案结案之后公众已经知晓的事实复述一下。

罗纳德·阿德尔阁下是梅努斯伯爵的次子，伯爵在澳大利亚的某个殖民地[4]任总督。

伯爵夫人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准备做白内障手术。

她和儿子罗纳德、女儿希尔达共同住在公园路[5]四百二十七号。

年轻人与上流社会的人交往——就公众所知，他没有与任何人结仇，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他曾与卡斯泰尔斯[6]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了婚，但是，几个月之前，经双方同意，婚约解除了。

不过，看不出有什么深层的感情纠葛。

在随后的日子里，年轻人生活在一个狭小而又传统的圈子里，因为他平素少言寡语，性情沉稳。

然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而又始料不及的是，1894年3月30日晚十时至十一时二十分之间，这样一位性情随和的贵族青年却遭遇了杀身之祸。

罗纳德·阿德尔喜欢玩牌——一直不停地玩着，但从来不会下那种伤害自己的赌注。

他是鲍德温、卡文迪什和巴加泰勒诸家纸牌俱乐部的会员。

有人证实，遇害当天的晚饭后，他在巴加泰勒纸牌俱乐部玩了一局牌，下午也在那儿玩来着。

与他一同玩牌的人——默里先生、约翰·哈代爵士，还有莫兰上校[7]——证明，他们玩的是惠斯特牌[8]，而且胜负差距不大。

阿德尔可能输了五英镑，但不会更多。

他拥有可观的财产，输这么一点钱对他不会有丝毫影响。

他几乎每天都会在几家俱乐部的某一家玩牌，但他玩牌时谨小慎微，而且往往在散场时都是赢钱的。

有人证实，几个星期前，他和莫兰上校搭档时，从戈弗雷·米尔纳和巴尔莫拉尔阁下[9]那里，连着赢了四百二十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