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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贞观的法治精神（第2页）

（《韩非子·定法》）

布衣皇帝朱元璋说得更透彻：“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

（《明太祖实录》）

总而言之，古代的法律就是皇帝用来统治臣民的一种专制工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中国历来是一个“专制与人治”

的社会，而不是“民主与法治”

的社会。

此可谓确论！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中，法律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非但约束不了皇帝，反而经常被皇权所凌驾，甚至随时可能被践踏。

既然如此，那么唐太宗李世民在这方面又做得如何呢？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一部法典——《唐律》的总设计师，李世民又是怎样看待“皇权与法权”

的关系的呢？

对此，李世民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贞观政要》卷五）

单纯从这句话本身来看，李世民的法律观念显然与自古以来的法家思想和其他帝王完全不同，他并不把法律视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能够承认并尊重法律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相比于朱元璋把法律当作一种“防民之具”

和“辅治之术”

，李世民的境界无疑要高出许多。

不过，即便我们相信这句话确乎是李世民“诚于中而形于外”

的肺腑之言，我们也仍然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进一步考察他的实际行动，看其是否真的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从下面这个事件中，我们应该就能得出一个比较公允的结论。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有一个叫戴胄的大臣公然在朝堂上与李世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事情本身并不大，但是性质却很严重。

因为争论的焦点就是——皇帝的敕令与国家的法律，到底哪一个更有威信？哪一个更应该作为断案的依据？

说白了，这就是皇权与法权之争。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在李唐立国之初的统一战争中，很多将吏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国家为了照顾他们的后人，就出台了“恩荫”

政策，让烈士后代能够承袭先人官爵。

于是就不断有人弄虚作假，谎称自己是功臣元勋的后代，以此骗取朝廷恩荫。

此外，李唐朝廷在任用和提拔官吏的时候，也会优先选用那些曾经在隋朝为官、具有仕途资历和从政经验的人，所以就经常有人伪造资历，企图走一条加官晋爵的捷径。

上述这些现象就叫作“诈冒资荫”

。

有关部门难辨真伪，对此大伤脑筋。

针对这些现象，李世民专门颁布了一道敕令，严令作假者主动自首，否则一经发现立即处以死罪。

敕令颁布后，还是有不怕死的人顶风作案。

后来有关部门查获了一个叫柳雄的作假者，李世民决定杀一儆百，马上要治他的死罪。

案件送交大理寺后，负责判决的人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