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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贞观的法治精神（第4页）

如此，庶免冤滥！”

（《贞观政要》卷八）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

的死刑复核制度。

李世民曾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而随后继续修订律法时，贞观君臣又在隋朝律法的基础上，把多达九十二种的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又把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

除此之外，“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旧唐书·刑法志》）。

在这种“宽仁慎刑”

理念的引导之下，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国家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的良好的治安形势。

当时唐朝的户数将近三百万，若以平均一户六口人计算，总人口大约1800万。

以这个人口数量来看，这个死刑人数的比例显然是非常低的。

“几致刑措”

是中国历史上经常用来形容天下太平、社会安定的词汇，其意思是刑法几乎到了搁置不用的地步。

如果我们参考一下近代欧洲的相关数字，就更容易明白这种形容词绝非过誉。

在18世纪的英国，死刑罪名多达222种，不但名目繁多，而且滥用死刑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只要偷窃一先令，或者是砍了一棵不该砍的树，又或者写了一封恐吓信，甚至仅仅是与吉普赛人来往，都有可能被处以死刑。

到19世纪初，还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少年因偷窃一把勺子而被判处绞刑。

由于刑法的严苛和泛滥，导致每年被判死刑的高达1000人以上，而当时英国的总人口也不过才1000万。

生命权是最为重要的人权。

因此，对死刑的滥用就是对生命的蔑视和人权的践踏。

相反，对死刑的慎重自然就意味着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

如果单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有理由认为——7世纪的中国唐朝在“人权领域”

显然要比18世纪的英国先进得多。

当然，毋庸讳言，无论贞观时代的法治精神多么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当时的中国毕竟仍然是君主专制的社会；无论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如何尊重法律、慎用死刑的皇帝，他都难免有独断专行、枉法滥杀的时候。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发生的“张蕴古事件”

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蕴古，河内相州（今河南安阳市）人，曾任幽州记室，武德九年十二月因呈上一道“文义甚美，可为规诫”

的奏疏《大宝箴》，博得李世民的赏识，被擢升为大理寺丞。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由皇帝一手提拔的人，也难免在皇帝的一时盛怒之下被错杀。

事情缘于一个叫张好德的人，此人因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妄为妖言”

，被有关部门逮捕下狱。

张蕴古上奏为他辩护，说他癫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根据法律应该判处无罪。

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张蕴古随即前去探监，将皇帝准备赦免的消息透露给了张好德，并且颇为忘形地在狱中陪张好德下棋。

以张蕴古的身份，这么做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而且是执法犯法。

侍御史权万纪立刻发出弹劾，声称张好德的哥哥张厚德曾在张蕴古的家乡相州担任刺史，与张蕴古有过交情，所以张蕴古替张好德辩护显然并不是在秉公执法，而是在徇私包庇。

李世民大怒，未及调查便下令将张蕴古斩于长安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