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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冒再大风险也要干出点名堂 1在姑娘的床上酝酿大事（第2页）

直到英士兄长很严肃地说出“现在的局势很复杂也很关键”

这句话，蒋介石才回过神来。

他没有想到，躺在姑娘**的英士兄长，谈的，竟是有关革命的话题。

从英士兄长的谈话里，蒋介石了解到了局势的严峻。

春夏之交的广州起义失败，对同盟会是一个沉重打击。

因为，这次起义是经过精心策划、全力以赴、志在必得的。

也可以说，是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行动。

去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

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

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

按照计划，此次举事，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800人组成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但是，起事后不到3天，还是失败了，而且损失更为惨重。

此次失败，当即导致同盟会内部意见分歧，上层发生严重分裂，陶成章带着光复会骨干又重新自立门户。

孙中山也发出“不能及身以见其成”

的喟叹，遂再做世界漫游，“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

，将国内计划一切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而黄兴则组织暗杀团，革命的方式，以原来的举事，改为以暗杀为主。

听了陈其美一番话，蒋介石很是沮丧。

“但是，为兄不仅不悲观，反而觉得时机正在成熟！”

陈其美兴致勃勃地说，“就清廷而言，实在已是虚弱不堪，并且一直在自掘坟墓。

光绪帝和西太后死后，立了一个孩子，二十几岁的载沣摄政，又把北洋新军的统帅袁世凯贬斥回籍，清廷已经没有什么支撑局面的得力人物了。”

蒋介石说：“我在东京就听说一句民谣，说是‘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足见民心对清廷已无指望可言。”

“现在当政的摄政王载沣，是个愚蠢至极的人物，”

陈其美继续分析局势，“贬斥袁世凯是一大失策，更为失策的是，君宪派三番五次吁请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结果载沣竟弄出了一个‘皇族内阁’的怪胎，这对党人，对革命，真乃最大的支持！”

“是啊，”

蒋介石把在东京听到的舆论反应说了出来，“舆论皆云，‘皇族内阁’的出笼，表明清朝政府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仅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

根本无意实行君主立宪，只是借‘立宪’之名集权皇族，抵制革命。

也正好说明，清廷分明就是骑在汉族头上的‘鞑虏’，是一个异族压迫政权，若要去除此压迫，舍革命而无二途。

那么革命党人反清排满和实行种族革命就是名正言顺的了。

就连醉心于君主立宪的梁启超也愤然说出了‘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诚能并力以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一切可迎刃而解’的话。

一贯反对革命的梁启超都这么说了，那清廷剩下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

“正是如此，”

陈其美兴奋地说：“我和宋教仁，与同盟会首脑部的看法相反，现在的局势，恰恰是革命的时机。

别看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了，朝廷加强了戒备，全国笼罩在一片恐怖中，其实这是回光返照，越是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越说明朝廷的虚弱，越引起军心离散，民怨沸腾，这正是革命的良机。”

蒋介石很赞同英士兄长的判断，说：“小弟以为，英士兄和宋教仁先生的见解，高人一筹。”

“但是，不能再延续既往的路径，‘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策略应该改变。

我和宋教仁多方研议，觉得革命地点宜居中而不宜偏远，革命日期宜缩短而不宜延长，战争地域宜狭小而不宜扩大。

为此，我们制订了‘革命三策’：以中央突破一举占领北京为上策，但是施行起来有困难；以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以在边陲举事为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