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香港中国的佛罗伦萨（第2页）

最近我和香港中央政策组成员拜访中国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时，有人向公署的领导提出一个问题：特派员公署与特区政府是什么关系？他回答说：在英国统治时期香港是殖民地，伦敦和香港是君臣关系。

而今天的香港是中国的特区，特派员公署和香港特区政府是合作关系。

这表明香港回归祖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上的自治权力，这为香港未来的发展，包括文化、政治的建设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香港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很容易让人想起15世纪时意大利境内两个著名的城邦：佛罗伦萨与威尼斯。

这两座城市当时都有独立的政府和司法体系，经过工业的组织、商业的拓展及金融家的经营，二者都成了当时意大利和欧洲经济及金融最发达的地方，恰似今日香港在中国和亚洲的地位。

有趣的是，在佛罗伦萨发生了改变现代世界的文艺复兴，出现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马基雅维利等文化思想巨人，而威尼斯却几乎对文艺复兴毫无贡献。

二者的对比也许可以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和香港一样，这两个城邦国都积累了惊人的财富。

而财富是所有文明的基础，是产生文艺复兴的必要条件。

正如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作家威尔·杜兰特在他的著作《历史中的英雄们》（Heroes　of　History）中所言：“直到财富的积累能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能让他们收买议院、政府和情妇。

在这些需要之余，他们便会聘请米开朗基罗或提香，把金钱转化成‘美’使自己的财产带着艺术的芳香。”

但是，“那个时代的威尼斯人把所有的精力都花费在追求财富和快乐上，而佛罗伦萨人也许是被半民主政体的狂热所刺激，发展出了敏锐的思想和智慧，以及一切艺术的技巧……在这座城市中，党派之间的斗争提升了对生活和思想的热度”

。

英国哲学家罗素也注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条件利于个人发展，却非稳定。

也像在古希腊一样，不稳定和个性表露是密切相连的。

稳定的社会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迄今想出来的一切稳定制度都妨害了艺术上或才智上的特殊价值的发展”

。

历史往往是惊人的相似。

读着这样的描述和分析，我们难道不会从今日香港的社会政治冲突和矛盾中看到未来香港的希望之光吗？难道不会觉得过去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香港更像威尼斯？而今天在“一国两制”

条件下、在社会矛盾冲突中走向民主的香港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香港得天独厚的政治、经济、法制条件是内地任何省份无法比拟的。

过去的香港是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楷模，今后的香港则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文化复兴的先锋。

佛罗伦萨的辉煌成功首先得益于经济精英的推动。

该城中“敌对的家族不仅仅在追求权势方面竞争，也互相攀比着赞助艺术的发展”

，其中最杰出的是大银行家梅第奇（Medici）家族。

从科西莫·梅第奇到洛伦佐·梅第奇，该家族的主人慷慨资助了很多学者、艺术家、诗人和哲学家。

科西莫建立了柏拉图学院，洛伦佐则自己动手写作精彩的诗篇。

梅第奇家族的故事使我对香港的富豪们抱有了希望。

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不能仅依靠特区政府官员的远见卓识或勤勉工作，富有的家族对推动香港的发展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梅第奇们相比，香港富豪们并不缺金钱，但也许缺乏远见、责任和勇气。

希望有一天他们不仅可以因为跻身世界富豪榜令人羡慕，而且可以像洛伦佐一样自豪地说：“我已为国家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这个国家的繁荣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强大的国家相媲美。”

如果说在文化发展方面富豪们义不容辞，香港政治民主的发展则有赖于全体香港人的智慧和努力。

香港的思想精英们不一定要成为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理论家，却应脚踏实地努力成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式的政治民主制度设计者，将古今中外的优秀民主政治理论与内地和香港的现实相结合，设计出既有公平、又有效率的香港政治民主体系。

香港会成为中国的佛罗伦萨，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吗？对这一历史的景象我满怀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