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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道之争（第2页）

林湛环视众人，“若是玄虚空泛之理，与世无关之道，载之何益？夫子编《诗》，存‘风’‘雅’‘颂’，其中《风》多写民间疾苦、男女之情，此岂非‘俗务’？然正因这些‘俗务’，后人方能窥见当时世情。”

他语气平和，但句句都在反驳“文章不宜涉实务”

的观点。

孙文远忍不住插话：“林兄此言差矣！

《诗经》乃圣人删定，岂是寻常文章可比？且‘风’虽有民间之事，终归于‘温柔敦厚’之教，非为言利计功。”

“孙兄说得对，《诗》有教化之功。”

林湛点头，“然教化不能空悬。

若文章只谈玄理，不问民生，百姓饥寒不相知，吏治腐败不相察，这样的‘道’，如何教化天下？”

他转向李慕白：“李兄方才举陶渊明、王摩诘为例。

学生也爱读陶王，然陶渊明‘种豆南山下’，王摩诘‘倚杖柴门外’，诗中皆有生活实处。

若无这些‘实处’，其超然之境又从何依托？”

李慕白沉吟道：“林兄之意是，文章需有‘实处’，方能承载‘虚境’？”

“正是。”

林湛道，“文章如树，根须扎在现实泥土中，枝叶方能伸向理想天空。

若根须不存，枝叶再美，终是瓶中花、无根萍。”

这个比喻形象，不少人都露出思索之色。

孙文远却不服：“照林兄所言，文章岂非要整日谈论钱谷赋税、修渠筑路？那与胥吏文书何异？文章之美、之雅何在？”

“孙兄误会了。”

林湛从容道，“学生并非说文章只能谈实务，而是说，真正的‘大文章’，当能将‘道’与‘事’、‘雅’与‘俗’融为一体。

譬如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既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道，也有‘朝晖夕阴，气象万千’的实景；欧阳永叔《朋党论》，既论君子小人之辨，亦指当时朝政之弊。

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文章。”

他连举两例，都是公认的千古名文，而且确实都关乎时政实务。

堂内一时无人反驳。

李慕白眼睛越来越亮，忽然起身：“林兄所言，令在下茅塞顿开。

然则，如何把握这‘道’与‘事’、‘雅’与‘俗’的界限？过实则俗，过虚则空，这其中的分寸，实在难拿。”

他这是真心求教了，语气诚恳。

林湛想了想：“学生以为，关键在‘关切’二字。

文章所写，无论是山水田园，还是民生利弊，都需作者真心关切。

有关切，则笔下自有温度；有温度，则无论写什么，都能动人。

若无关切，便是写春花秋月，也是冷字堆砌；便是论军国大事，也是空话连篇。”

这番话把文章好坏的标准，从“写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