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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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扎根（第4页）

奥马尔听完，没有说什么，但他把那句话在心里放了很久------就因为那两个多小时。

这条公路修的时候，没有任何政治计算，没有任何战略部署，就是因为那里的人需要它。

结果是，它保住了一个孩子，保住了一个母亲，保住了一个家庭，而这个家庭会记得这件事，他们的孩子会记得，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也会记得。

这种记忆是根扎进土里的，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更牢。

他在那个村子里待了將近一个下午，喝了茶，吃了饭，聊了很多，没有提自己是谁。

走之前，那个老人把他送到村口，“先生是政府的人？”

老人问。

“是，”

奥马尔说。

“告诉你们的上头，”

老人说，“这条路，我们记得，”

他停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人，没有忘恩负义的。”

奥马尔走回车里，让司机开车，没有再回头。

1972年底，奥马尔做了一件事：他在利比亚各地访问期间收集到的那些普通人的名字、他们的情况、他们说过的话，整理成了一份內部备忘录，不对外公开，只在政府內部的最高决策层里传阅，標题是：我们在为谁做事。

文件里没有任何政策建议，没有任何数字分析，只有人，只有故事，那个站在学校柵栏外的女人，那个去税务所问是不是搞错了的渔民，那个说就因为那两个多小时的老人，那个告诉他们没有忘恩负义的村口老人。

马哈茂德读完这份备忘录之后，在奥马尔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他说，“这些事，你记得，我记得，够了，为什么要写成文件？”

“因为，”

奥马尔说，停了一下，“你读完了就知道了。

有些事，写下来，和只放在脑子里，是不一样的。”

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了很久，没有说话。

然后他把那份文件重新拿起来，从头看了一遍，放下，“好，”

他说，只这一个字。

窗外是1972年的冬天，的黎波里难得下了一点雨，雨声很轻，打在窗玻璃上，然后慢慢滑下去，在玻璃上留了一道弯曲的水跡。

马哈茂德把那份文件夹放回桌上，没有再说话。

两个人在雨声里各自坐著。

奥马尔在雨声里坐了一会儿，把这一年多发生的事在脑子里走了一遍。

班加西的学校，贝达的渔业税，南部的公路，港口的扩建。

这些事每一件单独拿出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放在一起，放在同一片土地上，放在同一批人的生活里，它们加起来是一件事：这个政府在认真的。

这件事一旦被认真感受到，就很难被推翻------不是政治上的推翻，是心里的那个判断，一旦扎进去，就不容易被改写。

他知道这一年多的事在歷史上可能什么都不会被专门记录，没有哪本书会专门写利比亚1971年到1972年的基础设施建设，更不会有人写那个在学校柵栏外站了半小时的女人，或者那个去税务所问是不是搞错了的渔民。

但他知道那些人在那一刻感受到了什么，他知道那种感受会传下去，传给他们的孩子，传给贝达海边下一代打渔的人，传给南部沙漠里那条公路沿线所有还没有出生的孩子。

明年，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他把那份备忘录合上，放进文件夹，推到一边，拿起了桌上的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