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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家1957 1958 上篇（第5页）

可当那个穿着合体列宁装、头发梳得光洁如缎的女老师站上讲台，用纤细的手指捏起粉笔，张开涂着淡淡口红的嘴，一连串轻快、绵软、糯滑、黏连在一起、带着无数婉转起伏尾音的上海话音节，便像黄梅天里淅淅沥沥、无孔不入的雨丝，又像一张无形而柔韧致密的丝网，劈头盖脸、温柔而坚持地将她笼罩、缠绕。

她拼命睁大眼睛，几乎要瞪出眼眶，竖起耳朵，恨不能生出兔子般的长耳，可那些滑溜如泥鳅的音节，左耳进右耳出，一个也抓不住，留不下任何意义的痕迹。

她只看见老师的红唇优雅地开合，看见白色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整齐排列又全然陌生的符号，周围的同学时而发出会意的、压低的笑声，时而齐声朗读着什么，那声音清脆整齐，充满了一种她无法理解、更无法融入的、带着独特韵律的自信。

她变成了教室里一个安静的“聋子”

和“哑巴”

，被困在透明的、完全隔音的玻璃罩里，能清晰看见外面那个鲜活流动、笑语喧哗的世界，却听不清任何核心的语义，也丧失了发出任何属于自己声音的能力与勇气。

巨大的、冰冷的恐慌和灭顶的孤独，像黄浦江冬日浑浊的潮水，无声而凶狠地将她淹没，手心瞬间沁出冰冷黏腻的汗，心脏在肋骨后面疯狂地、无助地撞击。

下课铃声有时是短暂的解脱，但更多时候是另一种公开的、细碎的煎熬。

同学们像得到赦令般，呼啦一下聚拢成几个小小的、流动的圈子，那些轻快的、咕哝般的、音乐咒语般的语言再次流淌开来，形成一个个她无法靠近、无法穿透的、漾着亲密笑意的小小漩涡。

她有时鼓起残留的、从掖县带来的勇气，带着怯生生的、讨好的意图，试图靠近那些看起来最和气的同学。

可他们看她一眼，那欢快的交谈便会微妙地停顿一下，空气凝固一秒，然后几个人心照不宣地、极其自然地换到稍远一点的窗边或走廊，声音刻意压低下去，变成更加紧密的、头碰头的窃窃私语，其间夹杂着几声迅速瞥她一眼又飞快移开的、压抑的、含义复杂的嗤笑。

那笑声里的东西，她无需听懂每一个字也能精准地捕捉到——好奇，审视，淡淡的、来自“本地人”

的优越感，以及一种“非我族类”

的、柔软的排斥与划定界限。

她攥紧了小小的、骨节开始突出的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的嫩肉里，用尖锐的疼痛抵抗着那无处不在的、温柔的孤立。

北方冰河上那个敢撒丫子追着男孩们疯跑、自称“村霸”

、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炮仗，被这吴侬软语编织的、无形而坚韧的壁垒，彻底困死在了教室角落那个孤零零的、仿佛被标记的座位上，熄灭了所有声响，只留下一双越来越沉默、越来越冷硬的眼睛。

一年级的期末考试，结果毫无悬念，又因为那份“毫无悬念”

而显得格外刺眼与羞耻。

满卷鲜红刺眼的“×”

，一个巨大的、冰冷的、墨汁淋漓的“不及格”

，像判决书上的印章。

老师课后把她叫到办公室，用带着浓重口音、试图放慢放柔的普通话，惋惜地对她说：“西贝同学，侬要留级了，晓得伐？明年，再读一年一年级。

要更加加把劲，多听，多讲，才能跟上，对伐？”

她听懂了“留级”

。

那一刻，周围的空气似乎都凝滞了，然后无数道目光——同情的，讶异的，早已了然的，甚至夹杂着一丝属于孩童的不加掩饰的、近乎残酷的优越感与轻松——像夏天草丛里纷飞的、细密的芒刺，从四面八方悄无声息地扎过来。

她没有哭，脸上甚至努力维持着一种倔强空洞的平静，只是觉得全身的血“轰”

地一下全涌到了脸上，双颊滚烫，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无数只夏蝉在同时嘶鸣，盖过了一切声音。

晚上，她把那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斤的成绩单，对折再对折，折成小小一方，默默放在全家吃饭的方桌远离碗筷的一角，像放置一个不祥的物品。

母亲孙兰吃完饭，收拾碗筷时看到了，拿起来，展开，看了一眼。

她修得整齐的眉毛不易察觉地蹙了一下，形成一个浅浅的、却冷硬的“川”

字，没说话，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是把成绩单递给了正在看报纸的父亲。

父亲西林从报纸上抬起眼，扫过那一片触目惊心的红色和那个不及格的分数，摘下眼镜，揉了揉鼻梁上方，又重新戴上。

他的目光并没有在西贝低垂的头上停留，只是望着虚空，沉声说了句，每个字都像小石子落地：“上海话，确实难。

语言关，是头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