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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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眼19661971（第5页）

为了生存，有些东西必须舍弃，连告别的仪式都不能有。

西林和孙兰并没有像许多“□□”

那样被戴上高帽、挂着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他们被单位里一部分尚存理智、或与他们有旧谊的“保皇派”

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保”

了下来。

但这种“保护”

是有限的、脆弱的，更像是一种延缓的折磨。

他们被勒令“靠边站”

，接受没完没了的审查、批判和“帮助”

。

每天要去单位报到，参加各种名目的“学习会”

、“批判会”

。

会场前方拉起刺目的横幅，空气中弥漫着亢奋与恐惧混合的诡异气息。

西林、孙兰和其他一批“有问题”

的干部，被要求站到台前，面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表情各异的人群。

那些曾经的下属、同事，甚至学生，此刻必须用最激烈的语言、最夸张的姿态，来“揭露”

他们的“罪行”

。

“西林！

你必须老实交代，你是如何利用校长职权，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

“孙兰！

你口口声声妇女解放，实际上是不是在妇联搞独立王国，排斥工农兵代表？！”

“说！

你和某某黑线人物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秘密串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咄咄逼人的质问，尖酸刻薄的讽刺，还有大量完全凭空捏造、荒诞不经的“事实”

，像冰雹一样劈头盖脸砸来。

有时是车轮战般的“帮助”

，一拨人累了换另一拨，不准坐，不准喝水，必须“端正态度”

，低头“认罪”

。

西贝后来从父母偶尔极其简略、隐晦的只言片语，以及从外面听到的传闻中，拼凑出一些片段：父亲西林性格刚硬，有时会忍不住辩解或沉默对抗，结果是被带到单独的“训话室”

，里面会发生什么，他不说，但回家后脸色铁青，嘴角偶尔有破损，动作僵硬，夜里能听到他压抑的、因疼痛而发出的抽气声。

母亲孙兰则凭借多年妇女工作的经验和人缘，境遇稍好一些。

她帮助过的许多基层女工、街道干部，在私下里对她仍有同情，甚至在公开场合批判时，语气和用词会相对“温和”

一些，更多是“走过场”

。

但精神上的羞辱、人格的践踏，以及对未来深深的恐惧，对两人来说同样残酷。

他们常常深夜才拖着仿佛被抽空的身体回家，脸上是卸下所有伪装后的极度疲惫和死灰般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