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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卫独用的屋檐下19791981（第3页）

他献宝一样捧给西贝：“给你，自家弄的，样子难看点，但实惠！

下趟有好的，再给你换！”

甘英嵘把这块“自制”

手表郑重其事地给西贝戴上。

西贝手腕细，表面显得有点大，表壳也粗粗拉拉。

她摸着那冰凉的、带着毛刺的金属边缘，心里没有新嫁娘该有的甜蜜，只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混合着荒诞、温暖和认命的踏实感——看，这就是她的婚姻，她的家，东拼西凑，缝缝补补，但好像……也能过下去。

缝纫机、脚踏车、无线电，还有热水瓶、洗脸盆、痰盂、钢宗镬子、碗盏调羹……这些搭一个家必需的零零碎碎，都是在他们婚后，用两人那点微薄的薪水（结婚后终于不用再上交，有了自家的小金库），一样一样，从百货公司、旧货商店，像燕子衔泥，慢慢添置起来的。

他们的新房，因此很长时间都空落落的，但“煤卫独用”

跟“自家房门”

，让西贝每次呼哧带喘爬上六楼，靠着冰凉的水泥门框歇气时，心里能升起一股扎扎实实的、疲倦的安宁——这，是我的窝。

更结棍的压力，来自一项新国策——计划生育。

1980年，上头发话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好。”

西贝这个厂医，一下子成了厂里计划生育的“前沿兵”

。

她要宣传政策，发避孕套，最头疼的是，一旦发现有人怀了二胎，她必须上门做工作，劝人家“处理掉”

。

这份工让她瞬间成了流言蜚语的靶子。

面对的是活生生、想“多子多福”

的女工跟家属。

冷眼、嘲讽、骂山门，是家常便饭。

更难听的话，直接冲她来：

“自家蛋还没生一只，倒管起别人生不生了？作孽哦！”

“哼，看她瘦得三根筋绊一个头，肯定是自家男人不灵光，生不出，眼红别人！”

“局长千金了不起啊？管天管地，还管人家床底下的事体？”

这些恶毒闲话，像淬了冰的针，扎在西贝心口，也戳中了她骨子里从山东带来的、宁折不弯的硬气。

她可以忍工作的苦，可以忍婚姻的冷，但不能忍这种对她能力、对她女人身份的作践跟质疑。

“一定要怀上！”

这个念头，像道“军令“，砸在她脑子里。

不光是为了堵那些污糟的嘴，更是为了她能挺直腰板去做工作——一个自家带头只生一个的厂医，讲话才有底气。

可这“任务”

本身，就难如登天。

她跟甘英嵘，客气，生分，像拼租的房客。

甘英嵘性格里那点“大男孩”

式的自我跟疏离，在婚后渐渐露出来。

他在家虽然是老二（他妈生了三个儿子，上面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所以也可以说在姆妈这边他是老大），但从小读书好，被姆妈偏心惯了，好吃好穿都紧着他，养成了以自家为中心的脾气。

在厂里，他是积极上进、会看“山水”

、讨领导欢喜的“甘干事”

，下班了常常磨蹭，美其名曰“加班”

、“政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