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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卫独用的屋檐下19791981（第8页）

六楼我实在爬不动了。

两室户……太大了，我也用不着。”

她心里明镜似的：要了两室户，母亲多半会觉得她“贪心”

、“不懂事”

，或许还会说“你妹妹在北京还没像样房子呢”

。

她不想再给母亲任何数落或比较的机会，更不想欠下更多或许需要其他方式偿还的“情”

。

一室户，够了，是她能坦然接受，也符合她“不该多要”

的自我定位的限度。

至于未来？她不敢想，也不愿想。

（很多年后，西贝和甘英嵘都成了各自厂里的骨干，按政策完全有资格排队分到更好的福利房。

但就因为他们早早有了西林安排的这套住房，便失去了单位的分配资格。

这是后话，此刻的西贝，只是迫切地需要一片能让她喘口气的平地。

）

于是，在西贝孕七月，身体沉重到极限的时候，他们搬进了体育馆附近二楼那套一梯四户的一室户里。

虽然还是小，但不用爬六楼了，这对当时的西贝来说，已是天大的恩赐。

搬家是甘英嵘和两个弟弟张罗的，西贝只负责抱着肚子坐在凳子上指挥。

新家依旧简陋，但窗明几净，出门就是相对开阔的街面，阳光很好。

西贝坐在朝南的窗边，感受着久违的、不用攀爬后的松弛，轻轻摸着肚子，心里对父亲，生出一丝复杂的感激。

至于母亲那边……她望着窗外梧桐树上叽喳的麻雀，轻轻叹了口气。

有些温暖，大概是注定奢求不来的，就像有些比较，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已写定。

搬入新家后，日子似乎轻快了一点点，至少身体的负担减轻了。

但婚姻的实质，并无改变。

两人白天各自上班，交集甚少。

西贝医务室的工作越来越吃力。

厂子在扩建，分新、老两片，她得背着那只墨绿色、印着红十字、足有二十几斤重的药箱，在车间、办公楼、宿舍区之间来回奔。

药箱带子深深勒进她瘦削浮肿的肩膀，晚上脱衣服都是一道红痕。

西贝在体育馆二楼的小窝里，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市井喧哗，摸着腹中不时踢打的小脚，目光投向不可知的未来。

眼下，能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能保住工作，能在属于自己的、不用爬楼的屋檐下喘口气，似乎已是用尽力气才能抓住的全部。

至于那寡淡的婚姻，那遥远的母爱，那与妹妹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都暂时搁置吧。

生活，大概就是如此，在不断的妥协、比较、挣扎和一点点意外的暖意中，步步为营，跌跌撞撞地，把她推向又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身份关口——母亲。

而属于她西贝的故事，在1981年的这个夏天，即将迎来最痛楚也最丰盛的一次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