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喘息与暗流19851986（第5页）

西贝自己倒很平静。

扣奖金，虽然肉痛，但她在决定那么做的时候，并非没有心理准备。

她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直接。

她主动去了厂长办公室。

不卑不亢，把刘主任提到的那几个工人的具体病情、可能的风险，又陈述了一遍。

厂长是个头发花白、面相严肃的老干部，听完，沉吟了半晌，说：“西贝同志，你的责任心，厂里是知道的。

你女儿身体不好，你也困难，大家都理解。

但是，”

他话锋一转，“厂子是国家的，生产任务是硬指标。

几百号人等着发工资、发奖金。

你体谅工人的辛苦，我这个当厂长的，要体谅全厂几百号人的饭碗。”

他给了西贝一个折中的方案：医务室可以酌情处理，但每个月开出的、无需转诊的厂内病假条，不能超过一个限额。

具体限额，由厂办、生产科和医务室共同商定。

超过部分，必须转诊到指定职工医院，凭那边诊断才能休假。

同时，医务室要做好记录，定期向厂办汇报。

这已经是厂长在规则范围内，能给的最大通融。

西贝知道，再争下去也无益。

她默默地接受了这个“限额”

。

回到医务室，她把新的规定写在一张白纸上，贴在了诊室门口的墙上。

工人们来看病时，她也会先把丑话说在前头：“师傅，依这个情况，按厂里新规定，要么我先开点药，侬歇一歇，感觉好点再上工；要么，我就只能开转诊单，侬辛苦跑一趟职工医院，让那边医生确诊开假条。

厂里现在卡得紧，我也没办法。”

大多数工人听了，叹口气，都能理解。

毕竟，西贝的难处，大家有目共睹。

她能做的，已经比以前的厂医多多了。

实在难受得不行的，也会拿着转诊单，嘟嘟囔囔地往外走。

西贝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并不好受。

但她能做的，也只能是在规则之内，尽量灵活一些。

对于那些真正紧急、危重的，比如高烧惊厥、急性腹痛、外伤出血的，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开单子、联系车辆送医，事后打报告说明情况。

这是底线，谁来她都不会退让。

日子，就在这种微妙的平衡与持续的紧绷中，一天天过去。

悠悠的哮喘，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不知何时会引爆。

西贝早已习惯了在深夜被女儿急促的喘息和憋闷的呛咳声惊醒。

她会像训练有素的士兵，瞬间从沉睡中弹起，开灯，拿出常备的急救喷雾剂，对着悠悠的口鼻按压。

有时候，药物能暂时压下去，母女俩后半夜就在心悸和疲惫中半梦半醒地挨到天亮。

有时候，喷雾剂的效果微弱，那“吼吼”

的喘鸣音像破旧的风箱，越来越急，悠悠的小脸开始发紫，嘴唇发青，小手无力地抓挠着自己的胸口。

这时候，任何犹豫都是致命的。

西贝会一把抱起滚烫的、因缺氧而瘫软的女儿，用毯子一裹，冲着在外间和衣而卧的甘英嵘大喊一声：“去医院！”

甘英嵘会立刻冲出来，两人甚至来不及多说什么，一个抱孩子，一个推自行车，冲进浓稠的夜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