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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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

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

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

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走进了当铺。

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

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

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着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

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

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

，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

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

，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

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

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着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着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

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

及“离别”

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

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着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

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着我，含着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

“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

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地说：

“别怕！

别怕！

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

哭着，哭着，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

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着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

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

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人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

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地哭泣。

（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

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找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