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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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筠正在“周游列国”

。

他这次出国，并不是出去深造，也不是出去考察，而是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会”

，出国去巡回表演。

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道德重整会”

到底在做些什么。

只知道庆筠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在欧洲。

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到处跑。

庆筠出国时期，铝业公司照发他的薪水，我应该没有经济的困难。

可是，我对于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非常不安和歉然，就把这薪水，全部交给了母亲。

这样，当小庆需要奶粉、衣服、营养品、医药等的开销时，我又捉襟见肘了。

偏偏庆筠从国外来了封求援的信：

快寄一点美金给我，因为我没钱用了！

怎会有这种事？他在国外，却要我寄美金给他？原来那“道德重整会”

常常发不出零用钱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要靠家里“支援”

。

我这一下傻掉了，总不好意思向母亲要回庆筠的薪水。

抱着儿子，我又开始写稿子。

有一天，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在写稿。

写着写着，儿子开始哭。

我正写得顺手，不愿停下来，我让儿子“运动”

，自己的右手也飞快地“运动”

，脑子也不停地“运动”

……正“运动”

得浑然忘我，母亲怒气冲冲地在我书桌前一站，对我疾言厉色地说：

“你如果想当作家，就不该这么早生儿子！

既然生了儿子，就丢掉你想当作家的梦！

你这样只顾写作，让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一惊停笔，抱着儿子，惶然不知所措。

那种“罪该万死”

的感觉又从头到脚地罩下来。

我无法为自己解释，只感到走投无路。

当晚，我把头埋在儿子的襁褓中，祈求地对他低语：

“儿子，你不能这么爱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

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为我们两个，为你的父亲，做一点事吧！”

说也奇怪，儿子那晚不再哭。

我奔回书桌前，飞快地继续我的小说。

那夜，我写完了那个短篇。

至今记得那篇小说的题目：《情人谷》。

这篇小说在如此仓促之下完稿，写得并不好，但很快地发表了，很快地拿到稿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