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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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一提到“离婚”

，两人都震动了。

庆箱看了我很久，终于点了点头，咬牙说：“这样也好！”

可是，一转身，他看到小庆，他把孩子抱了起来，抬头看我，哑声说：

“你预备让小庆没有爸爸，还是没有妈妈？”

我眼泪一掉，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就是《窗外》出版，带给我的各种压力。

说真话，《窗外》的出版，是我写作生涯的一个大大冲刺。

但是，在我真实人生里，它却带来毁灭性的风暴。

十五、初见鑫涛

那年，我二十五岁。

整整一年，我发疯一样地写作。

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乐趣，我和庆筠，陷在彼此折磨的困境里。

我生活的重心，只有两样：小庆和写作。

我在五月份，就开始写《六个梦》。

由于《六个梦》是中篇小说，我写了前三个梦，就又马不停蹄地开始写《烟雨蒙蒙》。

《烟雨蒙蒙》一完稿，我又接着去完成了《六个梦》。

我会这样拼了命去写，完全和《窗外》有关。

我要证明除了我自身的故事，我也有能力写别的。

《六个梦》首先在《皇冠》发表，《烟雨蒙蒙》接着在《联合报》副刊发表，都是平鑫涛安排的，那时，他是皇冠的社长，也是“联副”

的主编。

那年冬天，我第一次和鑫涛见面。

会和他见面，是因为我到台北去接受“电视访问”

。

那时候，电视还是很新鲜又很时髦的东西，能被“电视访问”

是件非常难得又非常光荣的事。

我人在高雄，要离开小庆三天，去接受电视访问，我很不愿意。

鑫涛又是信、又是电报，十万火急地催我去台北，信中说：

不要漠视大众传播的力量，也不要辜负电视公司善意的安排，更不要让你的读者失望，许多读者，都想看看你的真面目，听听你的声音……

庆筠说他会带小庆，叫我放心地去台北。

他微笑地看着我，淡淡地说：

“反正，有个出名的太太，丈夫是要付代价的！”

我听出他语气中的落寞，却感到无能为力。

哎！

我奉劝天下的夫妻，千万不要走相同的路！

我到了台北，鑫涛亲自到火车站来迎接我。

我们素昧平生，但已通过数不清的信。

我那天穿了一身黑衣服，瘦瘦小小，自觉平淡无奇。

杂在一堆旅客中走下火车，很惊奇地发现鑫涛站在那儿，很肯定地注视着我说：

“你一定就是琼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