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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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却全然没有陌生感。

那天，因为有许多事要讨论，他请我先去喝杯咖啡。

在咖啡馆里，他告诉我访问的内容、须注意的事项，和《窗外》发行的情形、读者反映的情况……他说了很多，我只是静静地听。

那时，我有些着急，因为，这在台北停留的三天，我必须回父母家去住。

而父母，对于我写《窗外》，仍然余怒未息。

我真不敢回家去见父母，很想去住旅馆，但我身上却没有住旅馆的钱。

（《窗外》一书的稿费，我用来买了一个冰箱，全部花光了。

）我始终心不在焉，很想问一句：

“平先生，能不能借给我一点钱？”

第一次见面，这句话始终问不出口。

最后，公事都谈完了，鑫涛送我回父母家。

我站在那日式房子的门口，迟迟疑疑，就是不敢按门铃。

我等鑫涛走掉之后，还呆呆地站在那门口，想不出见了父母要说什么。

认错？不，我不觉得我有错。

直到如今，我都不觉得我写《窗夕卜》有什么错。

我呆站在那儿，冬天，天气好冷，我就是不敢按门铃。

我在门外徘徊，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足足磨到天色全黑，这才鼓足勇气按了门铃。

后来，鑫涛告诉我：

“你知道吗？那天送你到家门口，你看起来好奇怪，所以我并没有走，我在巷口偷偷看着你，想等你进门之后再走。

哪知道，一等就等了二十分钟！

真想跑过来问你，到底你有什么为难之处，又觉得跑出来会太冒昧了！

后来，好不容易看你进了门，我才放下心来。”

隔了许多年，他又提起那天，他说：“你小小的个子，穿着一身黑衣服，在冬天的冷风底下，走来走去的。

我觉得，好像有好重好重的压力，压在你的肩上，你那种‘不胜负荷’的样子，让我终身难忘？？”

原来，他那天目睹了我的徘徊。

但是，我还是进了父母的家门。

父母毕竟是父母，不论他们对我多么生气，他们仍然没有拒我于门外。

我怯怯地看着他们，等着他们骂我。

可是，他们只是对着我，轮流地叹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可怜的父母，当我一无所成的时候，他们失望伤心。

当我终于写作出书的时候，他们又害怕担心：不知道我的笔下，对父母家庭，会不会造成伤害。

看到他们这么难过，我也难过极了。

顿时体会到，“写作”

要付的代价，岂止是青春年华的默默消逝，它还会让你“孤独”

。

不止在写作时的“孤独”

，还有写作后的“孤独”

。

瞧，我为了写作，失去了庆筠的爱，又为了写作，失去父母的爱！

这代价真的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