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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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路（第5页）

那天傍晚，白兰说去河边走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捞起来的时候，她的眼睛还是睁着的。

那些证人——那个始终站在道德高处的陆伯安，那个酒后行凶的陆承宗，还有一群在诗会上俯仰谈笑、明明知情却沉默不语的名流——诗社解散之后各散五方，再也没有人提起。

她在埋葬姐姐的那个黄昏，对着还没有堆完土的坟丘发了一个誓。

那一年她十五岁。

十五岁的女孩子，手里只有三块银元和一身孝。

白露十二岁那年跟着邻居家的婶婶第一次去省城，在街边一个西洋镜摊子上看到了人生中第一段活动影像。

那是一段三十秒的默片短片，一个穿着白色旗袍的女人站在花丛里，转过头来对着镜头笑。

画面是黑白的，颗粒粗糙得能看到每一道划痕，但白露站在那里看了整整一个下午，看到摊主收摊了还舍不得走。

她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不知道那个女人在笑什么，但她知道一件事：那个笑容很美。

美得让她忘记了那天早上吃的只有一碗稀粥，美得让她忘记了脚上的布鞋已经破了一个洞。

回家的路上她对姐姐说：“姐，我以后也要像她一样，站在那个白布上。”

姐姐笑了，摸了摸她的头。

“行，我家露露一定能行。”

姐姐死后第二年，她跟着一个戏班离开了老家。

戏班的班主是一个瘸腿的老头，看她长得俊，收她做了徒弟，教她唱梆子、走台步、翻筋斗。

戏班的生活苦得像黄连——天不亮就要起来吊嗓子，冬天井水结了冰也要洗脸，演完夜场累得骨头散架还要给师父打洗脚水。

班主的独眼婆娘动辄一耳光扇过来，骂她是“野路子来的小蹄子”

。

但她咬着牙，一声不吭。

她在戏班待了三年。

三年里她学会了在台上哭、在台上笑、在台上死、在台上活。

她学会了她所要做的，是在那些比生活更真实的瞬间里，忘记自己是谁。

三年后戏班来了上海，她在天蟾舞台演了一场《红鬃烈马》，扮的是王宝钏。

散场时一个穿西装戴金丝眼镜的男人来后台找她，递上一张名片，说自己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导演，问她愿不愿意去试镜。

那家电影公司，叫启明影片公司。

导演姓郑，是中国最早拍故事片的那批人之一。

他在试镜间里让白露做了两件事：笑一下，哭一场。

笑的时候，她用一个极细微的偏头遮掩了镜头的不适感，唇角调到了宜人的弧度。

镜头后面的人没有喊停。

哭的时候，她脑中翻出的不是某段戏词，而是姐姐被从河里打捞上来时，那双没有合上的眼睛。

一道光从那双眼里掠过，落入浑浊的河水深处。

她在十五岁那年就学会了一个道理：真正的眼泪，从来不需要酝酿。

导演在安静的试镜间里看完了她全部的无声表演，然后放下了手里的分镜本。

“你叫什么名字？”

她张了张嘴，差一点说出自己的真名。

但她停住了。

那个来自小城的名字，那个和姐姐一起被埋在泥土里的名字，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