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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告别燕园（第3页）

他坐在窗台上，看着窗外的燕园。

月光洒在未名湖上，博雅塔的影子倒映在水里，安静得像一幅画。

他想起七年前刚来北大的第一个夜晚，也是这样的月光。

他一个人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室友们的鼾声，心里想：我终于到了这里。

现在他要走了。

但他知道，燕园会一直在他心里。

第二天上午，陆浩明去见了导师陈翰章。

陈翰章教授六十出头，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说话慢条斯理的。

他是国内基层治理研究领域的权威，带过的硕士博士加起来有四五十个，遍布中央部委和各大高校。

陆浩明是他最喜欢的学生之一。

不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聪明，而是因为这个学生最“老实”

——肯下笨功夫，肯去田野里泡着，肯为了一个数据跑十几个村子。

“来了？坐。”

陈教授从书堆里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

后天去清江报到。”

陈教授点点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他面前。

“这是什么？”

“我当年做田野调查的笔记。

清江省的，八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还没有平川县，叫平川公社。

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月，住在一个老支书家里，每天跟着他下地、开会、处理纠纷。”

陆浩明打开信封，里面是几个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日期：1986.7-1986.10。

“您去过平川？”

“去过。

那时候我在社科院工作，做农村改革的跟踪研究。

平川是当时清江省最穷的公社之一，人均年收入不到两百块。

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没有通电，晚上点煤油灯。

老支书叫陈德贵，是个老党员，当了二十多年支书，家里穷得叮当响，但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便宜。”

陈教授说这些话的时候，目光有些遥远，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年代。

“后来呢？”

“后来我回京城了，跟陈德贵还通过几年信。

再后来，听说他去世了，肝癌。

他儿子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他爹临终前还念叨，说‘京城那个陈老师，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我这个老农民’。”

陈教授的声音有些沙哑。

“我把那些笔记找出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基层工作不好做，但基层有最好的人。

你在北大学的那些理论，那些模型，那些漂亮的统计分析，到了基层可能都用不上。

但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别把自己当干部，要把自己当老百姓。”

“老师，您上次说过了。”

“说过了再说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