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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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魇（第1页）

林峰坐上最早一班进城的公交车时，车上只有三个人：一个打瞌睡的老太太，一个戴着耳机低头刷手机的中年男人，和一个抱着编织袋、浑身散发烟味的民工。

林峰选了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的田野和村庄一节一节地往后退。

他的手心在发烫。

不是那种被火烧的烫，而是一种缓慢的、从骨髓深处往外渗的温热，像有人在他体内点了一盏长明灯，灯芯是他的骨头，燃料是他的血。

他翻过手掌，那个方形的印记在晨光中几乎看不见了，只有当他把手掌凑到眼前、眯起眼睛仔细找的时候，才能看到一个极淡极淡的银白色轮廓，像一张被水泡过的邮票。

公交车在一个又一个站台停靠，上来了更多的人。

穿校服的学生，提菜篮的大妈，夹着公文包的白领。

车厢渐渐满了，空气里混杂着早餐的葱花饼味、护手霜的香味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早晨的、干净而匆忙的气息。

林峰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听着这些声音——报站器的电子女声，硬币投入钱箱的叮当声，两个大妈讨论猪肉价格的尖嗓门，一个小学生背着书包背诵英语单词的含混嘟囔。

这些都是正常的声音，属于正常世界的声音。

两天前他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匆忙、疲惫、满脑子都是工作和房贷，最大的烦恼是下周要交的项目方案和冰箱里过期了三天的牛奶。

现在他知道了，在他过那种正常生活的同时，老宅屋后那口井里，门兽每天都在试图打开封印。

林守一在那张椅子上坐了一百五十年，爷爷在那张病床上装疯了三十年，而他对这一切一无所知，直到一张照片把他拽了回来。

公交车驶入城区，街道变宽了，楼房变高了，红绿灯变多了。

林峰在一个站台下了车，站在路边愣了好一会儿，才辨认出这是哪条街。

他已经两天没有回到这个城市了，但城市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变。

还是那些店铺，那些招牌，那些行道树，那些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面孔。

城市不等人。

你离开两天，它照常运转；你离开二十年，它也照常运转。

它不在乎你经历了什么。

他沿着熟悉的街道走回自己的出租屋。

六楼，没有电梯，楼梯间的灯又坏了。

他摸着黑一层一层地爬上去，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他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扇门后面的一切，还属于他吗？

门开了。

屋子很小，一室一厅，家具是从宜家买的廉价货，墙上贴着一张他大学时买的老电影海报。

茶几上放着那半杯他没喝完的水，水面已经落了一层薄薄的灰。

窗台上的绿萝枯了大半，只有两根藤蔓还勉强挂着几片发黄的叶子。

一切如常，又处处不如常。

不是屋子变了，是他变了。

他站在自己家的客厅里，却像一个闯入者，一个借住了一晚还没退房的过客。

他走进卫生间，拧开水龙头，冷水哗哗地冲在他的手上。

他把右手翻过来，让水冲刷那个印记。

水是凉的，印记是温的，冷热在他掌心交会，升起一小片肉眼几乎看不见的雾气。

他盯着那片雾气，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他还能在这个城市生活吗？他能正常上班、正常社交、正常吃饭睡觉，然后在每天的午夜准时出现在几十公里外的古井边吗？公交车在午夜早就停运了，他没有车，从市区打车回老宅至少要两百块钱，每天两百块，一个月六千，他付不起。

更重要的是，他能在办公室里坐八个小时，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在所有人都下班之后，独自一人坐上开往郊区的末班车，在黑夜里走两公里的村路，去井边说一个“不”

字，然后再走两公里回来，赶最早一班公交车回城上班吗？他能。

但能坚持多久？

他关掉水龙头，用毛巾擦干手。

毛巾是湿的，昨晚——不对，前天晚上他洗完脸挂在毛巾架上，还没来得及干。

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