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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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1章 国企问题（第1页）

第611章国企问题

八月中旬，杨震宁的访问结束，但中央发起的‘批林’大会却开始了，这场大会的发端便是中央正式向全社会公布了‘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反党叛国阴谋内容，从揭露到批判整个运动仅仅数日时间，便从中央发展到了地方，到九月份时，已经成为了全社会的批判大会。

方叶对于揭判大会并不反感，相反的他认为这是一场必要的措施，他相信国家这么做也有自己的用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批判开始愈演愈烈，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动不动就是几万人集会，已有对正常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干扰之态，方叶认为它已从批判向大规模政治运动演化。

二十二周年，国庆节过去，‘批林’之风不仅没有降温，反而更加激烈，面对社会的这种不正常气氛，方叶终于忍不住向中央上报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对‘林’的政治批判需要，但要有尺度，凡遇政治事件便发展成政治运动，他不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处理措施，这样做只会对国家正常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产生负面作用，中央应予以控制。

简而言之，就是凡事要有度，过犹不及。

“是否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

菊香书屋里，主席听完总理汇报问道。

总理略作思忖，便说道:“方叶同志的汇报基本如实，接报后我让人将全国的批林活动进行了初步统计，发现过去两个月内，全国各省皆举行了大规模针对林标‘反党宗派’的批判大会，还有各类群众集会批判大会。”

“从统计看，两个月来，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关举行了各类批判会，几乎三天一小场，一周一大场，个别地区甚至凡开会必先批林。”

“城市大规模群众批判会动辄数千乃至数万人，甚至十数万人，群众类批判会不可计数，累计规模以上的就超过三百场，参加人数，数千万计，现在这种情形已经向农村蔓延，全国各地的农村都在举行此类集会，确实有些过火了。”

主席皱眉道:“这个事情给我们提了个醒，政治运动这个东西开展要谨慎，否则一不小心就搞过了火，我看现在就很过火。”

“确实需要加以控制，否则越搞越大，最终会演变成政斗工具，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态和正常社会秩序，就说这些集会，将正常的生产活动停下来，不去搞生产，反而去搞批斗，这样的事情要坚决制止。”

主席点了点头，缓缓吸了口烟说道:“中央下发一个文件，以后群众类批判大会不再举行，以宣传揭露为主，党内及各级政府机关的批判大会也要停下来，以学习反思为主，所以相关活动在十月底前全部结束，今后不得没有中央命令，不得组织群众搞集会，尤其不能因为搞批判大会，就随意的停止正常生产生活活动。”

“好。”

总理抬笔记了下来。

十月十二日，中央正式下发了通知，对全党全军全国性的‘批林’运动做出规定，要求禁止以运动的形式搞批判活动，要求批判不得干扰正常的政府运作和社会生产生活，并规定十月底前，所有运动类活动全部停止，相关的通知迅速下发到了全国，大规模的批林运动终于恢复了正常。

然而就在十一月年度中央工作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方叶再度通过五二六局上书，他分析了‘新经济政策’自一九六四年实行以来有关问题，题认为这个调整性政策如果继续施行，越到后面将越难以再发挥作用，会像苏联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点书记处的四位书记自然知道，当初方叶就向主席几人讲述了‘新经济政策’和苏联‘新经济体制’的目的和作用，前者在国内被称为‘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央高层从一开始就认识到它并不能解决当前国内的实质性问题，‘改革’一词是谈不上的。

而苏联不同，他们认为自己的‘新经济体制’是一场改革，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改革’既没有改变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没有改变原有的分配结构，只是将国有企业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动，而且还是试点性质，根本就没有在苏联全国推行。

苏联的这场‘体制’改革，以工业企业利润为切入点，要求在保持国家继续保持计划体制的提前下，减少计划指令，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加入利润和价格机制，甚至还允许货款等方式来刺激生产。

这套方式就当前愈发教条的苏联国有企业体制来说，无疑是一个有一定效果的方式，不过它的问题也很大，首先便是缺乏长久的规划，现有的计划体制因为意识形态原因不敢打破，导致这场‘改革’能做的只是小修小补。

其次，‘改革’缺乏系统性，苏联的这场改革只针对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和机制进行了小规模的修改，但是对于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与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之间的深刻矛盾又不敢做出改革，不敢动计划体制一分一毫，同时国有利润分配与企业利润分配之间的深刻矛盾同样如此。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权自主了（实质并未能真的自主），但是其生产成本、销售渠道、价格因素又未能全面改革，只是一味的扩大了企业自主生产权力和部分利润分配，而销售、价格因素的变化并不大，所谓的价格竞争事实上依旧还是老套路。

如此一来，问题就大了，生产的越来越多，分配的问题没能做出改变，社会的消费需求与大规模生产之间又出现了矛盾，直白的说，就是生产出来了，但是社会需求没那么多，而且企业内部的改革也不彻底，其改革并未是一个简单的‘扩大自主经营权’就能解决。

苏联国企内部早早就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并且持之以恒，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套也玩废了，所谓的厂长负责制，实质上是上级管理官员在操控，企业内部的升迁，要么上级指定，要么就是受到厂党委—把手的强力干涉。

作为厂长，他实质上就是一个‘背锅侠’，企业利润下降，企业管理不善等所有问题，厂长要负责，但是他在厂内管理上，又并不能‘一言堂’，甚至连真正的决策权都没有，上级和厂党委将其控制得死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