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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章 统治者的选择（第2页）

君主的工作任务是忠于职守，保境安民，他们主要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和民众利益的维护者。”

“君主个人私利则消融在国家公利之中，儒家看来，只要君主维护了国家公利，其个人私利也就自然能得到实现。”

李承乾听着李明轩的话忽然开口打断道：

“的确，先秦儒家学说具有修己和安人两个方面。

这两方面又先后关联，修己以成君子，君子以安百姓。

个人层面，以德修身；

在国家层面，以利安民。

可是，儒家以公与私区别义与利，将义与利的关系，随即转化为国家与个人的层面，并最终分别落实到君主与百姓身上。

但是，皇帝是一种公私不明的身份，既代表个人又象征国家。

皇帝对于个体正当私利的要求，是其作为个人的权利，作为整个帝国的象征，尽心治国安民。

竭力维护国家公利是其做皇帝的义务。

假使皇帝在从事这项职业时帝国的财产资源难以断定真正归谁所有？”

李明轩听着李承乾的问题摇头道：

“错了，多数王朝的国库就是皇帝的私库，皇帝的家庭日常开销、自家工程建设、婚丧节礼举办等一切开销都出自

国库。

即使有些朝代皇帝自设私家管理机构，然而皇帝的私库储备除了国家公利这一来源，再无其他出处。

既然国家公利等同于皇帝私利，那皇帝对私利的任意主张岂不全凭个人意向？

帝国整套制度确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皇帝一家一姓对天下臣民和财产的无限占有。

由此可见，从帝国制度创立的初衷，就注定了儒家义利思想建构的本意与先秦背道而驰。”

“那依你之见，何种思想适合大唐？”

李承乾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

身为大唐太子，未来大唐的继承者，他更关心，哪种思想对于大唐的长久统治和家族的延续更有用。

李明轩没有回答，反而举起了例子。

“例如有一头老牛，被宰杀后吃掉，进入了肚皮里，骨头被埋到土中，那么这头牛肯定是消失了。

你不能因为这头牛成为营养，或者这头老牛死了，或者有骨头存世，就说这头牛没有消失，这是诡辩。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适合大唐的思想是哪种并不重要。

比如墨家就是个例子。

墨家与儒家针锋相对，受到儒家的攻击和报复，其学说立足于底层百姓，威胁统治者的利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逐渐走向消亡。

儒家推崇尊卑有序，墨家推崇平等

儒家推崇血统论，墨家推崇尚贤

儒家鄙视底层劳动者，墨家以劳动者为主体。

儒家通过礼乐治国，墨家则认为礼乐无大用

。

儒家的仁是以亲情为基础的，是有差别的，墨家的兼爱则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无差别的爱。

儒家推崇宿命论，鼓吹天命。

墨家则认为非命，人的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儒家迎合统治者的喜好，讲究礼仪奢华浪费，以体现尊卑有序，墨家则宣扬节用节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