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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一（第17页）

周赫煊、徐志摩、叶灵凤和徐吁正在搓麻将，边打牌边聊着香港的文学创作形势。

抗战期间，徐志摩一直留在上海，战争迅速洗去他身上的天真和散漫。

他和好友邵洵美、项美丽一起，在上海从事地下出版工作，专门印刷各种抗战爱国小册子。

这个时空，《论持久战》能在上海迅速传播，也有徐志摩的一份功劳。

为此，徐志摩和邵洵美两个富家公子哥，把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砸了进去，而且还雇佣保镖、东躲西藏。

就是在躲避日寇搜查的日子里，徐志摩和陆小曼终于彻底分手。

陆小曼最终跟翁瑞午走到了一起，两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而徐志摩则来了香港，并于1950年和张幼仪复婚，现在夫妻俩都是香港大学的老师，徐志摩教文学，张幼仪教德文。

至于叶灵凤，属于创造社的老人了，当年和郭沫若、郁达夫、田汉是文学阵线的战友。

他跟潘汉年一起主编过《幻洲》，被禁，又主编《现代小说》，被捕。

抗战爆发后，叶灵凤参与编辑《救亡日报》，广州失守后搬去香港，一直留在香港没有挪窝。

相比起徐志摩和叶灵凤，徐吁的名气就要弱得多。

此人北大哲学系毕业，又前往巴黎大学留学，抗战爆发后立即回国，结果却被困在上海。

他靠卖文为生，花两年时间筹集路费，途经广东、广西一路前往重庆，担任中央大学的教授。

徐吁在民国文坛号称“鬼才”

，作品中总是带着神神鬼鬼，1943年最受关注的就是他的《风萧萧》。

这部作品估计是中国最早的谍战小说，讲述了三个女间谍（国党、日本和美国间谍）之间的斗争。

描写谍战的《风萧萧》让读者耳目一新，当时是这样形容的：“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之盛况。”

不仅如此，这部小说还在中国催生出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即“后期浪漫派”

。

在搬来香港之后，徐吁的创作生涯进入另一个高峰期，整个60、70年代，徐吁乃是香港文坛的扛鼎人物！

“四条！”

周赫煊一张麻将拍出。

徐吁笑道：“老校长，你这张牌打得刁钻啊，让我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

徐吁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周赫煊正好担任校长职务，所以他称周赫煊为“老校长”

。

“吃啊，送上门的还不吃？”

叶灵凤笑道。

“不吃不吃，自力更生，摸牌要紧，”

徐吁笑呵呵道，“我们都是有底线的人，坚决不吃嗟来之食。”

周赫煊乐道：“小徐的讽刺功底又见长啊。”

“那帮绿背，就是该骂！”

徐吁说着拍出一张牌，“九筒！”

“绿背文化”

在此时的香港很流行，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

“绿背”

之绿，是美元之绿，美国政府专门在香港成立“亚洲基金会”

，资助出版公司和杂志社发行政治文学。

无数从大陆逃难来香港的文人，三餐难继，生活窘迫，于是领着美元搞创作，攻击大陆和共产主义成了政治正确。

其中张爱玲的《秧歌》和《大地之恋》，就是她初到香港生活困难时写的，文学质量奇差无比，只为拿美元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