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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明朝的灭亡1（第7页）

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

据不完全统计，崇祯在位17年间，全国各地竟发生了14次特大干旱，各地“饿殍遍野”

“人相食”

的记载十分常见。

虽然干旱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但明朝中后期干旱范围之广、程度之严重，触目惊心。

崇祯十三年的干旱，是千年一遇的大旱，也是中国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事件。

在这一年前后的两次干旱事件，也绝非等闲之辈：崇祯十二年的干旱是百年一遇级别，崇祯十四年的干旱是五百年一遇级别。

旱灾波及华北、西北地区，受灾人口极其广泛。

许多地方，更是连年受灾，百姓生产生活遭遇四连击、五连击，甚至九连击。

根据气象学者张德二的研究，在崇祯上位初期的干旱灾害导致的次生效应还没消除之际，崇祯十年至十六年，大明帝国内部从北到南，又出现了一波长达7年的全国范围的大干旱时期，“其持续时间之长、受旱范围之大，为近百年所未见……连年大旱还引起了严重饥荒，并伴有蝗灾、瘟疫流行……此事件正值小冰期最寒冷的第2个寒冷阶段，是寒冷气候背景下的持续干旱典型案例。”

当时，全国范围内南北方共有23个省相继遭受严重旱灾，“主要干旱区域在北方，初始于西北、华北，以后逐年向东、向南扩大，及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区范围和旱情在1640年前后达到顶峰，其中陕西、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连续干旱5年以上。”

史书记载，例如河南兰考地区，当时从“十一年秋七月旱至十三年六月十二日方雨”

，接近一年十一个月无雨，这对一个地方的农业社会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河南泌阳“自去年六月雨至今十一月不雨”

，也是长达一年五个月不雨；山西运城则“自九月不雨，至十三年七月”

，接近十个月无雨。

在这种广泛的干旱影响下，当时，山东诸城“潍水断流”

，到了1640年，河北安新“白洋淀竭，九河俱干”

，江苏睢宁“黄河水涸”

；史书记载，到了1641年，安徽巢县“巢湖水涸”

，山西河津“五月汾河干”

，浙江桐乡“河流尽竭”

；进入1642年，河南兰考“十一月黄河水干，人可徒步”

；到了明朝灭亡前一年的1643年，河南虞城“黄河绝流夏旱”

，上海松江“河水尽涸”

。

这种残酷的大规模、持续多年的干旱影响下，崇祯十年至崇祯十四年，又暴发了连续五年以上的特大蝗灾。

学者张德二的研究指出，“1639-1640年蝗灾达到极盛，蝗区遍及甘肃、宁夏、山西、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

，而“飞蝗蔽天，食禾稼皆尽”

的记载遍布当时的县志和时人记录，当时的河南地区更是记载，万历四十年以后蝗灾几乎每年都有，“至崇祯十二年盈野蔽天，其势更甚……禾稼瞬息一空。

焚之以火，堑之以坑，终不能制。

嗟乎，天灾至此，亦无可何如也。”

到了明朝灭亡这一年，史书记载，河南的蝗灾更是到达顶点，“河南飞蝗食民间小儿。

每一阵来，如猛雨毒箭，环抱人而蚕食之，顷刻皮肉俱尽。”

在这种飞蝗无以为食、甚至开始吃人的历史背景下，人民的苦难竟然还未终结。

明末所出现的连续多年干旱、蝗灾、饥荒、瘟疫，是传统农业社会几乎无法抵挡的天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