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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明朝的灭亡1（第9页）

对此，早在天灾逐渐进入高峰时，崇祯二年，官员马懋才就在给崇祯皇帝的《备陈大饥疏》中，提到了受灾最为严重的陕北的情况，他说：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

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

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

食之，仅可延以不死。

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

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

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翼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

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

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影。

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

而食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

马懋才在上疏中讲了人相食的惨状后说，当地百姓中，那些不甘饿死的人，开始铤而走险，相聚为盗。

即便被官府抓获了，也不后悔，公开表示：“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

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由于陕北地区是明末自然灾害的初始发生地，加上陕北地区经历华夏先民数千年的森林砍伐和破坏性开发，此时生态环境已经日臻恶劣。

因此，崇祯即位之初的1627年和1628年，王二、王嘉胤、高迎祥等人先后在陕北率领农民起事，当时，大明帝国内部很多饥民喊着“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

的口号纷纷发动起义，面对农民军，明朝官军起初在围剿时经常占据优势，但随着气候变化导致大干旱、的普遍蔓延，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断涌入起义军，致使农民起义呈现“野火烧不尽”

之势。

根据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的统计分析，明代末年的人口在峰值时期，应该已经达到1.6亿人左右，而拥有如此庞大人口资源的大明帝国，其实际能够控制和征收赋税的编户齐民在高峰时期也只有五六千万。

进入明末后，由于饥荒、干旱、土地兼并、瘟疫、战乱等各种原因导致人民流离失所，明朝政府能够掌控的人口资源越发减少，这同时也意味着政府的税源和兵源在不断流失，而面对满人入侵的边境战争以及镇压内部叛乱，明朝政府所需开支却在不断膨胀，一边是日趋减少的可掌控资源，一边是不断膨胀的国家开支，这也使得明朝政府的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榨干。

作为后来农民军的最重要首领，出生在陕北的李自成，起初先是因为明朝内忧外患、政府收支缺口太大，不得不精简政府机关，这导致当时在驿站当驿卒的李自成被裁员，从公务员队伍下岗后，李自成又当过边兵，后来又因为军将克扣军饷而参与兵变，从此进入农民军队伍。

到了崇祯十年，李自成一度被明军洪承畴、孙传庭部打得溃不成军，仅仅带着17名部下躲到陕西东南的商洛山中避难，当时，明军剿匪颇有成效，另外一名农民起事领袖张献忠也一度投降官军，但到了崇祯十二年，先是张献忠趁着当年大干旱、再次反叛明朝，随后，李自成也杀出商洛山，由于1639年至1641年的连续三年大干旱，当时，参加李自成农民军的“远近饥民荷锄而往，应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绝，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

不仅是农民军，当时不断南下的后金部队，其本质也是受到了当时北方小冰期气候变化，以及大干旱、草原生态恶劣的影响所致，在气候危机的影响下，本来就颇具野心的女真后裔满人不断南下，试图通过攻城略地掠夺人口、物资等资源来度过艰难时期。

尽管同样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相对而言，后金在崛起过程中，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依托战争，在不断掠夺辽东和关内财富、人口资源同时，也不断拉拢关外的蒙古部落，并多次出兵征讨朝鲜，使得蒙古各部和原本为明朝藩属国的朝鲜都被满清拉入麾下，加上满人在辽东不断争取当地汉族的支持，从而使得满清在与明朝争夺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扩充成长，成为明朝越来越壮大的威胁。

同样面临危机，满人却将危转化成了机。

当然，从现实的角度看，满人在东北地盘小、人口少，船小好调头，加上策略得当，四处拉拢资源和人心，这就使得满人得以在明朝内部的大动乱中保持隔岸观火，而明朝政府与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的火并，也让满人这个第三者能在关外坐享渔翁之利，这确实是崇祯这个大明帝国的“大当家”

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而且是足以让人致命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