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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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第3页）

因为无论这些母亲强大还是弱小，她们某种程度也都是“受害者”

。

这是系统性问题，不单单是母亲的问题。

这里包括千百年来谈性色变的“羞耻”

烙印。

包括我们文化中的“回避”

、“忍耐”

、“中庸”

、“道德”

、“孝顺”

、“得体”

、“家族荣耀”

。

包括上一辈对这种创伤严重程度的认知——他们的“雷达”

可能不够敏锐。

包括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信任与尊重。

包括他们对处理类似事件的恐惧和耻感。

做鸵鸟便成了父母最常态的选择——“事情或许没有小孩子说的那么严重，即便真的有，少接触就好了，都是一家人熟人，能怎么办？也没有证据，摸一下不会少一块肉，不声张可能也是保护。”

而母亲作为最先被孩子求助的对象，也没有通过抗争获得解脱的历史经验，曾经也没有人为她们站出来过，她们没有真实需求被看见被满足的熟悉体验。

在《夜以继日》里杜俊芳作为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外敢打敢拼，给全家带来不错的物质生活。

她理解严爱人的梦想，甚至为她牵线，但涉及代表自己形象和切身“利益”

的亲生女儿，她是无法欣赏、无法信任、无法鼓励的，她的子女必须“正确”

，不能冒进（比如女儿想要学的专业不被允许）。

她比上述问题又多了一层家庭关系的“套子”

，加上她身上拥有着被亲情塑造后的“钝感”

（父母曾经不同意她离婚，那个年代大学生和大学生结婚就应该被羡慕，闹离婚就是笑话，就是不懂事），她的“沉默”

便有了和门罗同样可循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