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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蟠虎踞东南形胜－－东南下（第5页）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

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

（见图2－3－4）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

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

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

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

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

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

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

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

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

。

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

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

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

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

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

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

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

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

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

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

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

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

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

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

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

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三京之复]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

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

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