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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章 会议争论（第1页）

陈启松随之汇报了案件存在的疑点“各位领导，经审查，本案存在以下疑点：一是按照吴大勇的供述，他不可能在案发时从上马村赶到案发现场。

吴大勇关于离开上马村时间的供述是一个孤证，有证人看到吴大勇离开上马村，但鉴于时代的局限性，没有随身携带钟表，都不知道准确时间。

鉴于该证据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就存在证据采信的问题，如果不采信该部分的供述，其他部分是否要采信？只采信能证明有罪部分不采信能证明无罪部分，是不是违背了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

二是血型鉴定书，同样受制于时代，当年还没有DNA鉴定，血型鉴定是认定犯罪嫌疑人的重要依据，侦查卷卷宗一共有三份鉴定书，其中两份鉴定书鉴定精液血型是O型，一份鉴定书鉴定为A型。

庭审中辩护律师也提出了这个问题，检察院发表的出庭意见说新的鉴定书是为了纠正之前的鉴定。

我认为这是有逻辑问题的，鉴定书不存在上下级关系，鉴定机构给出的鉴定书证明等级是一样的，不存在上一级鉴定书可以取代乃至纠正下一级鉴定书的情况，采信某一份鉴定书必须有合理的解释。

侦查卷虽有三份鉴定书，但第二份和第三份鉴定书的鉴定机构是同一个机构，两份鉴定书可以视作一份鉴定。

现在存在两份鉴定书相互矛盾的情况，在没有第三份证据佐证情况下，采信第二份鉴定书没有做出合理解释，故而，我认为鉴定书的鉴定结论不应采信。

三是吴大勇没有指认出现场，就这个事我特地询问了当时的承办人也就是现在宜州市警察局副局长的唐晓华，他说当时因特殊原因，辨认地点是错的，为了不让问题直接暴露，甚至没有做辨认笔录附卷。

凶手在认罪后连凶案现场都辨认错了，这显然不符合逻辑。

最后，当时的报案人叫王儒浩，现在是顺平村村长，他有另一个身份，案发时是宜州市警察局联防人员，这也是本案最大疑点，当年宜州市公安局也没有找王儒浩做一份笔录。

我电话询问了唐晓华，唐晓华解释的是王儒浩报警后，是准备找他做一份笔录，但王儒浩说他参与了案件办理，是办案人员，不应该做笔录。

当时办案人员中竟没有一个人觉得他这么说有何不妥，纷纷默认不给他做笔录这个事实。”

“你说到王儒浩是一个疑点，是什么疑点？想说明什么？”

会议室另一位领导问道，陈启松知道这位领导，他叫王新利，是以前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庭长，前几年调到检察院担任副检察长，现在已临近退休。

至于调到检察院的原因，陈启松略有耳闻，脾气太倔，十头牛都拉不回；护犊子，犊子都被纪委找上门还要护。

“我们见过王儒浩，他说案发时在外地打工，他也带我们到过案发现场，他说知晓案发现场的位置是听别人说的。

就是说，他骗了我们两次，既隐瞒了案发时在警察局工作的经历，又隐瞒了他不是听别人说才知晓王儒浩指认的现场。”

一口气说的有点多，陈启松打开摆在桌子上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接着说道“因为没有做笔录，不知道案发时王儒浩为何在那个地方出现，也不知道王儒浩当天的行踪。

这是当年侦查的漏洞，这个漏洞恰恰反映王儒浩不作笔录并非出于是什么参与了办案，这是他的借口，实际是他不想做笔录，作为联防人员，已经见识过那个年代的刑讯逼供，担心做笔录会露出马脚。”

“马脚？你指的是什么马脚？”

王新利将手中的笔往桌子上一扔，双手交叉在胸前，身子往后一靠，背靠在椅子上，这个姿势表达了对陈启松推测的不满。

“案发时是夏末，摘茶工作已接近尾声，案发现场人迹罕至，很少会有人专门到那去，除非路过。

虽没有直接证据，但不能排除发现尸体的人就是凶手的可能性。”

陈启松咬咬牙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推测。

参会的人听到这句话，一阵唏嘘，互相左右看看，小声的讨论了起来，王新利没有让讨论的声音变得热烈“你怀疑王儒浩是凶手？”

“他是否是凶手，需要血液鉴定及其他证据才能认定，我也并不没有说他是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