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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阅读经历（第13页）

事件过后，他们反复演算，确实有这么一种数。

比如圆周率，小数点后永远数不完。

于是就把已有的，如整数、循环小数等叫作有理数，这个新数叫作无理数。

这就是我小说里的第二章《聪明人喜谈发现，蛮横者无理杀人——无理数的发现》。

这个故事，教师在课堂上三分钟就可讲完，但学生一生不会忘。

我把这故事发在刊物《科学之友》上，大受欢迎，编辑部要求接着写，结果骑虎难下，每月一期，连载了四年，1985年1月结集出版了《数理化通俗演义》第一册，1988年三册全部出齐。

有一次汪曾祺先生与我同在一个书店签名售书，他高兴地为这本书题词：“数理化写演义堪称一绝”

。

这本书先后出了香港版、台湾版、维吾尔文版，重印二十多次，不知救了多少已对数理化失去信心的孩子，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科普老前辈叶至善都曾为此书作序。

这是一部无法归类的怪书。

它的起因，一开始就不是创作小说的文学冲动，也不是科普创作的知识冲动，而是一个记者社会责任的延伸。

科学阅读的另一个间接的成果是充实了我的散文创作。

我们常说，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就是说由宏观看局部更清楚，如果能用科学的眼光看文学，至少写作时腾挪的空间会更大。

比如，我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一文的结尾处，谈到伟人人格的魅力，谈到为什么他们虽已故去多年又让人觉得如在眼前，我借用了“相对论”

的时空观：“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

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在《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一文中，说到林则徐被发配到新疆，边服罪边工作，测绘耕地，“整整一年，他为清政府新增六十九万亩耕地，极大地丰盈了府库，巩固了边防。

林则徐真是干了一场‘非分’之举。

他以罪臣之分，而行忠臣之事。

而历史与现实中也常有人干着另一种‘非分’的事，即凭着合法的职位，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去贪赃营私，以合法的名分而行分外之奸、分外之贪、分外之私。

可知世上之事，相差之远者莫如人格之分了。

确实，‘分’这个界限就是‘人’这个原子的外壳，一旦外壳破而裂变，无论好坏，其力量都特别的大”

。

这里借用了物理学上的原子裂变，即原子弹爆炸的原理，来喻人格“裂变”

的能量。

基因学有一个术语：基因漂流。

自然物种在进化中，总有某种基因会飘落某处与其他基因结合成新的物种。

共产主义理论一产生就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游**的幽灵”

，一个漂流的理论基因、科学基因。

一百六十多年后，它漂到中国的江南水乡，与这里从八百年前漂过来的，辛弃疾词里所表达的那个天人合一、老少同乐、物我一体的乡土基因相结合，成了现在的这个新版本，蒋巷村版（现代中国还有其他版本，如华西村版、南街村版、大寨村版，含意各有不同）。

修辞上有一种格叫“拈连”

，把本是用于描述甲事物的词汇移来说乙。

如“相对论”

“裂变”

“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