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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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第2页）

我无缘抚摸这个身体的日子，它们从未停止过努力地生长、生长。

它们如今的膨胀让我不敢直视。

她捧着它，把黑褐色的**塞进婴儿的小嘴，婴儿猛地挺了一下小小的身体，一道乳白色的**划出一道弧线降落在青砖地上，留下几个清白的斑点。

不得不承认，她的**喷射出的用于滋养后代的**加重了我的忧伤。

假如我还算是有过童年的话，那么我说，我童年里最喜欢的日子就是有人结婚或有人死掉。

这两种日子带给我的好处是一致的，它们都能让我暂时把肚子撑得滚圆，运气好的话我还能吃到几块炖得稀烂的肉。

每逢这种日子，姥爷总是带上我和我哥，村子里的哪一桩红白喜事都少不了这个走起路来咚咚响的老头儿。

姥爷把我和我哥安置在一张被油污覆盖看不出本来颜色的桌子旁，自有人给我们端来热气腾腾的两大碗粉条豆腐汤，还有一盘平日少见的白馒头。

我和我哥在各自的碗里搜寻猪肉时，姥爷已开始忙碌。

我不知道他忙些什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坐在桌前吃饭，也许是当我和我哥去欣赏大人们逗新娘子，或者钻进人群去看那些听不懂的戏时，姥爷才会吃一碗有猪头肉的豆腐汤，有滋有味地喝几杯烧酒。

婚礼和葬礼是两次庞大的饭局，那个年代，来道贺和致哀的人都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解馋是所有客人的主题。

酒足饭饱之后，大人们才有精神逗弄傻乎乎的新郎和新娘，才有精神为八竿子打不着的死者守灵，骰子和牌九以及一些微不足道的赌资陪着他们熬过漫漫长夜。

没有守灵义务的大人，则提个草墩坐在简陋的戏台前，抽着劣质烟卷摇头晃脑地听着台上的戏子不知所云地唱。

比起来我更喜欢婚礼，它本身的喜庆属性注定了我将吃到更丰富的酒席。

这个村子里略微殷实的人家或者大队干部家办喜事时，还会请来县里的放映队。

逢此时，已不啻我和我哥以及村里所有孩子的节日了。

放电影的那天，我们甚至不再在乎是否能在婚礼上吃到猪头肉，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尽快地跑到村西的打麦场，占据一个最靠前的位置。

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傻不堪言，我的脖子长久地后仰才能把宏大的银幕收入眼底，同样宏大的革命题材影片考验着我细弱的脖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脖子里藏着颈椎，只觉得那些高高在上身材伟岸面容坚毅的英雄压得我脖子咔吧咔吧作响，在回家的路上我只好跟罪人似的拼命低头，以缓解因长时间遭受正面压迫造成的颈项强直和酸痛。

有时候来得晚了，银幕前已经坐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我即使站着，视线也越不过大人们的头顶。

我试图往里挤的时候经常被一些半大孩子一把拽回原地，如果我再钻进去就有挨揍的危险—有那么一些孩子对欺负寡妇的儿子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

我哥曾经为我跟他们打架，但是他手里没有杀猪刀的时候也与常人无异。

也就是说，我哥并不能给我提供足够的保护。

很多时候，他只好扯着我到银幕的背面去看，这边人少，视野开阔，但是电影里的人怎么看都让你觉得别扭，好好的革命题材影片竟在我们眼中嬗变为反面的革命题材影片—不管英雄坏蛋，他们的动作全是反的，反着拿枪，反着拿筷子，高举左手，高喊口号。

当然，口号不是反的。

后来我就不怎么跟我哥去看电影了，我交了一个更好的朋友冯臭子。

我从这个比我年龄还小的男孩身上首次领略了权势的力量，他拽着我的袖子向银幕前密集的人群中走去时，我们身前就出现了一条小路，那些大人们都站起身来冲冯臭子打招呼，有人还亲昵地摸摸他的头顶，叫他一声“爱民”

。

我跟在冯臭子身后，沿着这条小路走到最佳观影位置，黑暗中，就有人把草墩或者马扎塞到我们屁股底下。

冯臭子是冯爱兰的弟弟。

这个据说跟我爸有一腿的女人那时已然身居高位，她成功地消解了一次致命的政治风险，她和我爸的艳史随着我父亲的离世已少有人提，那个年月，我们的长辈都是一些勇于遗忘的人。

那天晚上演的电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全村的人，甚至外村的人都挤到这个并不算很大的打谷场里，有人还爬到房顶上树上。

月光下，他们是房檐上的吞脊兽和树上的猫头鹰。

这部名叫《少林寺》的电影让所有的人都如醉如痴，有个忘记自己在树上的人打着少林拳掉下来摔断了腿，没有人听到他的哀号，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银幕。

而我，都忘了吃冯臭子塞到我手里的瓜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十三棍僧和王仁则的人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