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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一辈子（第2页）

妈的舞跳得棒，请她的人不断。

我一直到现在还是个舞迷，大约与这早期熏陶有关。

妈妈忙，妈忙着组织活动，跳舞，郊游，演出，她忙的事我都挺感兴趣。

爸爸也忙，他忙着每天晚上去北外上英语课。

爸爸是被保送去学外语，同班的同学们，是一批为党所信任，准备委以外事重任的年轻人。

爸爸专心学他的外语，和北屋的大姐一南一北，嘴里嘀里咕噜地振振有词。

西屋新搬来一家人，户主姓邵。

矮墩墩的邵叔叔，是刚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营长。

他家墙上挂着他跟程阿姨的照片，邵叔叔身着笔挺的军装，斜肩挂一授带，肩膀上扛的肩章是三星一杠，很神气。

那时邵叔叔刚授衔，一脸的喜兴。

到部里来工作的邵叔叔，少了许多在部队的威风。

他的正营平衡到正科，部里衙门大，处以下都不算官，他只能在机关保卫处当科级干事。

程阿姨刚从农村出来，身后跟着仨孩子，俩女孩子一律斜襟大褂，最小的男孩剃一秃瓢，背过去则有一撮毛留在脑后，农村叫老娘拽。

有趣的是他们的名字起得很洋气，后来跟我最要好的大女儿就叫丽娜。

程阿姨没工作，像商伯母一样当家庭妇女。

她不会做商伯母那样好吃的饭，不会打扮得像钱阿姨那样漂亮，更没有我妈那么多活动。

她不大识字，又说一口山西话，侉得让人忍不住笑。

四家人的小院儿里，其乐融融。

一九六四年，我入小学，再过一年，贾燕燕和西屋的老二也上小学，加上比我们大一点的星星和丽娜，院儿里的小学生们够半个班了。

虽然东南西三家大人都是双职工，连程阿姨也去一家街道工厂工作了，但有商伯母在，大家都放心。

我们每人脖子上挂串钥匙，放学回家先做作业，再一起玩儿。

哪家大人晚上要加班，给商伯母打个电话，她就会帮着把头天的剩饭热热，要我们先吃。

东屋的双胞胎和我弟弟都上幼儿园，周末才回来。

平时除了西屋的“老娘拽”

，我们是清一色的娘子军。

我好事，爱当头儿，成天领着这一帮孩子在院里乱蹿。

只要不吵架，不玩火，商伯母一般不大干涉我们。

我们每天过家家，藏猫猫，跳皮筋，乐此不疲。

到了周末更热闹，我属下多了仨兵不说，大人们也比平时闲在而宽容，因此可以跟大姐或我爸学两句外国话，对着乱吼，还可以把钱阿姨的高跟鞋和邵叔叔的大沿帽借出来过过瘾。

吃过晚饭的人们满满坐了一院子，我们便演节目，小孩们唱歌跳舞朗诵完诗，更有商家大哥的故事和妈妈拿手的二胡独奏《良宵》。

朗朗月光下，静静的一小院儿人，一幅酒不醉人人自醉的太平图画。

“**”

开始时，我正上小学二年级，学校不能如期复课，孩子全成了散羊。

部里为了让干部们安心“闹革命”

，特从属下三个幼儿园紧急抽调一批老师临时组建一个少年活动站，以收容我们这帮调皮鬼。

活动站离部里仅隔一个胡同，开始还有人用车把饭送来，后来说是食堂的炊事员要参加革命没时间送饭，改成我们自己去机关食堂吃。

我们举双手赞成，没这规定前，我们也经常偷偷跑到部里去看热闹，现在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帮助大人‘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