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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影视创作文化论（第3页）

同样，东方的日本，也遵循着世界潮流，于“明治维新”

之后，大踏步前进……

因此，以“鸦片战争”

为缩写符号的那一段与世界大势相关联的中华历史，是否就只如影片《鸦片战争》、《红河谷》及一些历史教科书中所表述的那样简单、单向，那样是非纯粹、功过判然？

今天的我们，如果以宏观的眼光，从世界大趋向的角度，重新挖掘被政治尘沙与民族病态所掩埋、所忽视的全面的史料，再重新审视一百多年前那段对中华国运至关重要的历史，能否对今天全球化的历史趋向，有一种更本质的认同？尤其是：在已经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历史大跨越的重要时期，面对历史的反思与审视如果还那样“历史”

，对鸦片战争所蕴含的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底蕴还处于停滞乃至逆反的历史思维中，这到底是真正的“奉天承运”

，还是“抱残守缺”

？当前，以这样的人文意识（泛化的爱国主义与偏执的民族**）所演绎出来的影片，对地球已成“村落”

、而中国正在进行政治经济体制历史性改革的当代态势，到底会起什么作用？

当代其他“老照片”

式剧作，也多有此病：或是整体文化内涵与现代人文精神不符乃至割裂，或是自身内部文化品格矛盾、价值取向背离……均不同程度、或显或潜地存在着应引起人们省思的文化错位现象。

比如前些年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大众反响强烈，社会一片赞扬。

实事求是地说，这部戏拍得不错，人物形象有棱有角，戏剧冲突起伏跌宕，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加上众多著名演员的出色演技以及跨越数十年的旧京风貌，确实能使观众看得肠绕情牵、如醉如痴。

在大多电视剧被观众及专家轻嘲冷讽乃至嗤之以鼻的今天，《大宅门》算得上出类拔萃。

但也恰恰因影响之大、赞扬之多，对其中体现的文化错位现象，更应认真审视、辨析一番：

本剧以大量情节，正面展示了二老太太这个中心人物“女中豪杰”

的风范，并在其葬礼场面中，极力铺排渲染、编织构造，以求产生登峰造极的观看效果。

可以说，二老太太在剧中，已经被塑为一尊体现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的令人“高山仰止”

的神（尽管剧中对其也有小小的褒贬：因杨九红的妓女出身而对其至死不容）。

但若除去感性渲染，认真审视一下这位二老太太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处世宝典，就会发现：其实老人家逢凶化吉、力挽狂澜的手段极其简单，不过是不惜大量钱财，运动官府、打通门路，以绝处逢生或克敌制胜而已。

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个招数，后来在七老爷手上，用得更自然而然。

至于剧中其他人物，也莫不是“有钱铺路、无难不解”

、“以钱贿权、理所当然”

。

纵观整部戏，种种大灾大难都以“花钱运动”

而轻易了之。

上述种种，如果作为认知对象还情有可原，但在本剧中则完全是天然认可、正面肯定的态度。

人们不仅要问：在权钱交易日剧的当今播出，将会产生怎样的文化导向？对当代社会生活、观众心理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再如剧中人物七爷白景琦：这位爷可称为当代影视创作中一个极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其张扬不羁的个性，其我行我素的品格，其大优大劣、鲜明而自然地融为一体的立体真实，确有雄视同类、傲然不群的艺术独特性。

从艺术审美角度说，这个人物可谓塑造得极其出色、成功。

但若从文化视角观之，亦大有讨论处——

这就是七爷身上体现出来的典型且极端的男性中心主义（或曰男权主义），无疑是对当代社会文化的“反动”

与挑战。

在剧中，女人如衣服、如玩物，完全以这位七老爷的兴之所至而次第更换：与黄春结合之始，本是两厢情爱，可黄春刚刚离开济南，到北京分娩尚生死未卜，这位七爷马上就被偶然碰上的妓女杨九红迷得神魂颠倒，停妻又娶；回到北京，与妻妾还没怎样亲近，马上便承母之命，将槐花收了房而宠爱有加；不久，杨九红替其冒死去关东办药，刚刚带着槐花离开，这位七爷马上又与身边的丫头打得火热，并终于娶为正式太太。

真是因为爱情吗？——不过是随心所欲地将女孩子为我所用罢了。

而在剧中，被其把玩的女人们却无一怨恨，只以争风吃醋为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