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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实主义电影的历史业绩（第2页）

百年中国电影史的兴衰，便鲜明地印证着这一点。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曾有一次“热潮”

，在电影数量与电影类型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这种“热潮”

对电影本身而言固然难得，却只不过被人们看作一种新的玩意而已。

电影人在时代的变化面前，无所措足，于是遁入商业投机的路途：武侠片、神怪片、搞笑片、恐怖片……一时盛行，而整个20世纪20年代风云迭起的社会浪潮，在电影创作上都没有明显的呼应，反倒是避世的情绪、追逐商业利润的本能、制造功利风潮的热情直露而明显。

因此，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电影以近乎疯狂的方式逐风追浪、离奇炮制时，其末路也就在预料之中了：既败坏了原本基础不牢的国产片艺术，又加速了观众的疏离和反感。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才真正形成**：以现实主义为指导，使时代生活内容代替了神异古怪与荒诞热闹的娱乐内容。

人生疾苦、人民受压迫的激愤得以正面展示，电影第一次呈现出呼应时代精神与民心企盼的愿望，中国电影创作不再以商业赢利、投机功利为唯一，乃至首要。

在整体社会形象上，中国电影基本摆脱了与世无干的消闲地位，树立起影响世道人心的文化角色，改变了艺术末流的被漠视状况，强化了有独立位置的艺术形象，从20世纪20年代避世逃逸变为入世应时，呼应时代政治的使命感从此与电影密不可分。

一些前所未有的电影出现在银幕上：《狂流》（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反映“九一八”

后长江流域16个省空前大水灾的真实事件；《春蚕》（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表现了20世纪30年代农村经济日益破产，丰收却反而成灾的荒谬、残酷现实；《香草美人》（洪深编剧、陈铿然导演）对中国工人在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双重压迫下的痛苦生活和觉醒反抗的真实反映……这些都证明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给予电影的崭新内容。

而《神女》（吴永刚编导）、《渔光曲》（蔡楚生编导）、《桃李劫》（袁牧之、应云卫编导）、《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亦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杰出代表，从另一角度与层面真实展示着具有鲜明时代感的社会人生。

所有这些作品，包容了广泛的时代风潮和历史机缘，就历史价值而言，完全可以称为时代风貌的见证和历史潮流的代表。

进入20世纪40年代，就不能不提《一江春水向东流》。

该片在上海首映，连映三个多月，场场爆满。

据当时报刊统计，首轮观众人数为712874人，占全市500万人口的14%以上，平均每七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看过此片，创造了1949年以前国产片的最高上座纪录，票房超过好莱坞进口片。

何以至此？——主要在于它体现了时代、应合民心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品格！

再其后，20世纪50年代的《白毛女》、20世纪60年代的《李双双》等，无不因其鲜明深刻的现实主义风格，成为时代的真实缩写，也便成就了那一时期电影的**。

20世纪80年代，每年观众人次平均在250亿左右，平均每天观众人次达7千万（不包括电视播放影片的观众）。

1979年至1988年，中国电影在故事片的创作生产上，尽可能地坚持和发展着现实主义道路，努力执行“双百”

方针，题材广泛，反映生活中各类矛盾，有着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例如反映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天云山传奇》，农村题材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月亮湾的笑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喜盈门》、《不该发生的故事》，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反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高山下的花环》，反映当时经济改革中一系列问题的《血，总是热的》、《代理市长》、《在被告后面》等影片，以及根据著名文学作品改编的影片如《伤逝》、《骆驼祥子》、《包氏父子》、《茶馆》、《阿Q正传》、《子夜》、《雷雨》、《日出》等。

在揭示时代生活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十分大胆的突破。

通过生动鲜明的典型化形象，使广大观众与影片中的人物在思想感情上息息相通，进而产生爱憎、思考、同情或批判。

影片的思想性和艺术魅力融为一体，体现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巨大力量与影响。

综上所述，现实主义的张扬，往往促成电影史上创作与产业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创作与商业票房的丰收，其实并行不悖。